北宋时期，朝廷设立了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组织机构，直接受理民间的建议、举报、申诉等。凡有关军政建议，或申述冤枉，或贡献奇异之术，等等，如不能按照常规上达皇帝，便可到登闻鼓院敲击登闻鼓。随后便会有专人进行接访，接收事状。如果被拒绝，击鼓人还可报告登闻检院，由登闻检院进行处理。
登闻鼓与登闻检这套制度，在北宋是比较完善的。设置这套制度的目的，就是为朝廷联系民间或者说政府联系社会，开通一条特别渠道，“使下情得以上通”，“万邦之事，无隔于九重；献替之谋，不遗于听览”。
太学生以群体的力量参与国家政治运行，并非始于北宋。大约在东汉时期，太学生这个群体就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东汉后期，在士大夫圈子中，形成了一种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之为清议。太学就是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以清议即舆论，影响着国家政治的运行。在清议不能解决问题时，太学生们便伏阙上书，开展请愿活动，给朝廷施加政治压力。关键时刻，太学生们甚至能够奋不顾身，以赴国难。
现在，在新旧皇帝交替、在金人大举入侵这个非常时期，太学生们又一次挺身而出，伏阙上书，可谓正式揭开了北宋末年太学生救国运动的序幕。
陈东是镇江丹阳人，虽然还是一名太学生，但年龄已不小了，已过不惑之年。他出身于“自五世以来，以儒嗣其业”的家庭，性格洒脱，气概豪迈，争强好胜，从来不肯屈居人下，似乎也不太会考虑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
在京城知识界，陈东颇有些名气。在蔡京、王黼主政期间，知识界人士畏惧他们专权独断，不敢公开评论朝政得失。然而，陈东不怕，毫不隐讳，大胆指摘，没有什么该说与不该说之分。因此，在一些社交场合上，陈东并不是很受欢迎。有的客人在参加宴会时，一旦发现有陈东在场，往往便避席而去。因为，他们担心陈东发表激烈言论从而连累自己。
陈东在这次上书中，提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就是要求宋钦宗下令处死“六贼”，以谢天下。所谓“六贼”，即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这六位大臣。北宋历史上很有名的“六贼”之说，就发源于此。
陈东认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今戎狄皆叛，正由此六贼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诛杨国忠，则禄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无小不忍于此也。陛下忍而不诛，即恐天下共起而诛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见于禅位之初，未闻其犹豫也，可不鉴哉？”
此时，宋钦宗即位仅仅三天。陈东在这个时候组织太学生上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君皇帝禅位，皇太子即位，这正是重振朝纲，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陈东强烈呼吁，不但要击败胆敢入侵的金人，更要扭转大宋皇朝的腐败政局。只有不断开创崭新局面，才能赢得光辉的未来。
此时，这“六贼”都住在东京城里。原宰相蔡京、王黼都已离职，退休在家。宦官童贯仍在职，名义上仍是河北、河东宣抚使。宦官粱师成摇身一变，成了宋钦宗身边的大红人。以提举西城括田所、搜刮民田为公田而闻名于世的宦官李彦，仍担任大内总管。深受宋徽宗宠幸的大商人朱勔，仍担任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
对于宋钦宗来说，陈东这次上书，应该是帮了一个大忙。在这“六贼”中，蔡京、王黼和童贯都曾是叱咤风云的重臣，都与宋钦宗有私人仇怨。宋钦宗在担任太子时，他们根本就不把他这个太子放在眼里。宋钦宗是个很勤俭节约的人，对蔡京提倡的那套“丰亨豫大”的治国理论很反感，二人曾当面发生过冲突。王黼认为赵桓懦弱无能，不成大器，他执政期间，一度曾密谋废掉赵桓太子，建议让赵楷担任太子，但遭到宋徽宗的否定。童贯也觉得赵桓不是理想的皇帝接班人，曾当众公开说过，不行就换人。
现在，有了“六贼”这一说法，宋钦宗正好可以借机将公事私仇一并解决。而且，宋钦宗还可借惩处“六贼”，来给自己立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对于陈东率领太学生上书事件，宋钦宗给予充分肯定，将其定性为正义的爱国行动。
一些大臣与将领也纷纷表明立场，公开表示支持太学生陈东惩处“六贼”的建议。社会各界对此反应也很强烈，京城市民百姓更是交口称赞。
七、李纲奏对
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朝后，宋钦宗下旨，召太常少卿李纲到延和殿单独奏对。
延和殿坐落在崇政殿后边、景福殿西北边，建成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初称承明殿，后叫端明殿，又改名延和殿。这是一个便坐殿，不是正殿。北宋时皇帝召见大臣谈话，地点一般都选择便坐殿，这样便于交谈与沟通，气氛也会比较融洽。
李纲，字伯纪，这年四十三岁，祖籍福建邵武（今福建邵武），自祖父一代迁居到江苏无锡。其父李夔，官至龙图阁待制。政和二年(1112)，李纲进士及第，三年后，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不久，因上书言事得罪权贵，被免去谏官职事，改任部员外郎，后升迁为起居郎。起居郎的职责是负责记录皇帝言行，虽职级不高，只是从六品，但因每天工作在皇帝身边，所以很受重视。
宣和元年(1119)五月，京城连降暴雨，水灾严重。李纲上疏说，京师阴气太重，此乃上天示警，让朝廷关注面临的内忧外患之问题。李纲建议宋徽宗下罪己诏，广求真言，进行变革。
宋徽宗阅后很生气，认为李纲这是在借水灾而言政治，此番议论不合时宜。李纲于是被贬出京，到沙县（今福建沙县）监管税务。直到宣和七年(1125)七月，李纲才被召回朝廷，担任太常少卿。
也就是说，李纲重回朝廷任职，仅仅才五个多月。此前六年多的时间里，他有一半时间待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里，另一半时间回到家乡无锡为父守孝。由此也可看出，李纲在朝廷的资历与根基都比较浅，人脉资源也不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