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太原保卫战
对于孙翊与折可求救援太原之失败，宋人张汇深感惋惜。他在《金虏节要》一书中评论说：
“敌初犯太原，孙翊与折可求随即出兵救援，可谓勤矣。然而，他们虽有援太原之心，却无援太原之术。”
张汇认为，粘罕自云中出兵之初，孙翊正在朔州，他完全可以领兵由马邑、怀仁往东而去，进攻云中。朔州距离云中，无数舍之远。折可求此时正在府州，若是由武、朔往东而去，进攻云中，路途要比去交城更近，且皆坦途，也无关阻。孙翊与折可求救援太原的正确策略，应是率领麟、武、朔之师，并力攻打云中。也就是说，应该用围魏救韩之计，来破解太原之围。
当时，粘罕等金军将领之骨肉与财宝，皆在云中。其所留下的防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闻云中遭到进攻，粘罕必仓皇从太原撤兵以救云中。太原张孝纯、王禀之军，则可趁机从后袭之，致其后顾而前忧，必自生变乱。如此，则不仅太原得到解围，云中贼巢亦可平定。况且是在新边用兵，可大张我军威势，而安定民心。此乃孙膑走大梁以救韩之道也，即围魏救韩之道也。
然而，何翊与折可求只知前往太原救援，却不知近攻云中，要比远救太原更为重要。前往太原救援，路途遥远，途中又多山险，人疲马乏，而金军则以逸待之。如此部署，缺乏谋虑，结果只能是身死军覆，无以成功。
当时，张汇的父亲在保州做官，张汇本人也在保州，耳闻目睹了宋金战争的一些实况，故其所发议论，有一定的针对性。当然，他的这些评论与感慨，是在多年后所发，都属于事后诸葛亮。
而在金兵入侵之初，由于军情紧急，孙翊与折可求或许来不及多想，便匆忙领兵出发。也或许他们心里明白，直捣云中，要比奔赴太原救援更为有效，但他们没有决定权，也没有选择权。他们必须服从军令，向太原进兵。也或许是，他们也想过用围魏救韩之策，来化解太原之围，但手中兵力太少，风险太大，没有绝胜把握，不敢承担失败之责任。
此时，太原城内居民仅有两万余人，守城的正规军也只有王禀率领的胜捷军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些厢军。厢军也称“役兵”，主要从事工役或杂役，平时很少进行军事训练。为加强城防人力，弥补兵员不足，太原最高长官张孝纯与王禀下令，城内凡是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全部编入守城战斗序列，全部登城守御。
太原城城墙是用泥土夯筑而成的，故称其为土城，周长十里零二百七十步，筑有四座城门：东门叫朝曦，南门叫开远，西门叫金肃，北门叫怀德。城内还有子城，周长五里零一百五十七步，也有四个城门。此城是在原唐明镇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故四个城门并不对称，整体呈矩形。城内官街也不是十字型，而是呈丁字形格局。
在金军到达太原之前，张孝纯与王禀组织人力日夜施工，在太原土城墙之内又修筑了一道城墙，称之为重城。在老城墙之外，挖掘了两道沟堑，以阻止敌人接近城墙。将城内花园、院墙与门楼全部拆毁，拆下来的木头与石头全部运往城墙，制成滚木礌石，以打击攻城敌人。对城内所有粮食，实行军事管制。每日按照人头实行定量供应，不论身份贵贱，平等对待。张孝纯负责后勤保障与人员调配，王禀负责军事部署与城墙防务。他们决心与金军殊死拼杀，坚壁固守，以待外援。
张孝纯在全城军民誓师大会上说：
“金人虽在城下，无能为害。太原自古雄藩，城坚粮足，加之兵勇，可坚持到底。我不是不欲出战，而是要待金人粮尽气失，将骄兵惰，且等候援兵进驻附近之时，再行出兵，内外相应，使胡骑匹马不归！上为朝廷报复，下保汝等血属，可乎？”
众人皆拍手赞成。
十二月初九黎明时分，金军开始攻城，连续进攻三次，皆连土城墙都没摸着，就被宋军密集的箭矢击退。金军死伤上千人，不得不暂停进攻。
粘罕得知后，率领诸将骑着马，绕城走了一圈，观察城上守御情况。
银术可说：“估计城上守兵不会少于两万人，一时恐怕难以攻破。”
耶律余睹说：“是啊。转了一圈，也没发现有什么防御漏洞，可谓防守严密。”
粘罕问：“守城将领叫什么名字？”
耶律余睹回答说：“知府叫张孝纯，军事总管叫王禀。”
粘罕点点头，望着城楼说：“看来，咱们这回碰上硬骨头了。这是检验我军攻城能力的时候，也是锻炼我军攻城能力的机会。不破此城，誓不罢兵！”
随后，金军又组织了数次攻城，可是仍然攻不下来。粘罕很愤怒，下令使用“锁城法”，对太原城实行严密封锁围困。所谓“锁城法”，就是在太原城外矢石不到之处，挖沟筑垒，建起鹿角连营，环绕全城，分区防守，使太原城内外不能相通。并且，在各道沟堑中开出一条小路，在路上安排一些狼狗，来回奔跑警戒。
在对太原城进行严密封锁围困的同时，粘罕一方面派兵攻取太原城周围诸县，一方面做好抗击宋军外来援兵之准备。
四十六、郊礼
早在宣和七年（1125）十月初，中山府知府詹度就发现金军有异常动向。他多次上奏报警，说金人可能要南下入侵，提醒朝廷早做准备。可是，宋徽宗与白时中、李邦彦、蔡攸等大臣，对詹度的多次提醒并未高度重视。他们判断，金人频繁调动兵力的目的，只是想制造局部摩擦，制造恐吓，讹诈钱财。短时间之内，金军不具备大规模举兵南下的条件。
从十一月十九日开始，宋徽宗与大臣们都开始忙着准备举行冬至郊礼。所谓郊礼，即皇帝祭拜天地之大礼。冬至祭天，是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的国事活动，算是一项国家大典，目的是祈求苍天，保佑国泰民安。
中国最早的祭天礼仪，可能要追溯到尧、舜二帝。宋朝祭天礼仪的主要特点是，“三岁一亲郊制”，即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祭天，于十一月冬至日，在东京城南郊圜丘（天坛），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与西周时天子每年亲自举行祭天礼仪有别，也与后代由有司摄事祭天不同。
冬至，寓意阴极之至，阳气始升，万物从此开始生长。据说，周朝时，冬至是新年元旦之日。在宋朝民间，冬至也是一个重要节日。《东京梦华录》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三岁一亲郊制”，有人说始于秦朝，但宋代以前似乎并未真正实施。宋朝的“三岁一亲郊制”，是宋仁宗时形成的定制，此后一直奉行不变。宋徽宗对举行大礼格外重视，他在位二十五年间，亲自主持大礼达十八次之多，包括南郊大礼与明堂大礼。当时，谁也不曾预料到，本次冬至祭天，是宋徽宗也是北宋的最后一次了。
冬至祭天的仪式很隆重，也很烦琐。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工作，要耗费很多人力与物力。如：要对南郊圜丘内各种建筑设施进行全面修葺，要修整皇帝经过的每条街道，使之焕然一新。皇帝要在祭天前三日开始斋戒。祭天前夜，太常寺卿要亲自带人安排好神牌位、供器、祭品，要安排好乐队陈设等等；最后，礼部侍郎还要再对全部准备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十一月二十五日黎明，郊礼如期在东京城南郊圜丘举行。彩旗猎猎，礼乐悠扬。禁军与皇家銮驾，先后列队入场。在礼仪官引导下，宋徽宗与郑皇后缓缓走到圜丘上，行祭天之礼。
正在这时，知枢密院蔡攸接到了燕山府知府蔡靖用银牌快马送来的紧急奏报，说金人拥大兵侵犯清化县，劫掠居民，焚毁庐舍，破坏盐场。在一天之内，蔡靖连续上奏七十余章，可谓十万火急。蔡靖在奏疏中语气沉重地说：“朝廷若不以为实，则乞赐重行编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