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蔡京又上台
由于北伐收复燕云这场战争，花掉了国家大量钱财，再加上王黼等人的贪腐挥霍，所以，王黼下台时，“国用日匮”，国家财政已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对此深感忧虑，他对宋徽宗说：
“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后。”
宇文粹中是成都广都(今四川成都双流)人，崇宁二年（1103）登进士第三名。他是宇文虚中和宇文时中的兄长，是蔡京的外甥女婿。
听了宇文粹中这番话后，宋徽宗当即下令，撤销应奉司。接着，又给蔡攸、白时中、李邦彦下诏，令他们于尚书省设置讲议财利司，以改革朝政弊端。从此，凡是不急之物、无名之费，皆予以裁省。
然而，太宰白时中与少宰李邦彦，皆是巧佞轻佻庸懦无能之辈。对于如何重建朝纲，毫无主见，毫无建树。
不久，京东路一些地方盗贼蜂拥而起，北方各地闻风而动，社会治安状况出现了恶化趋势，朝廷面临着严峻考验。
宋徽宗心情沉重，苦思良策。
这时候，许多大臣认为，白时中与李邦彦名望太轻，担当不了宰相大任，无力压服天下。他们呼吁，请蔡京太师重新出山，重振朝纲。
朱勔此时又很得宠，其地位类似于内侍，觐见宋徽宗时可以不避宫嫔。他也力劝宋徽宗重新起用蔡京，以振奋人心。
宋徽宗于是决定，接受大家的建议，请蔡京复出，收拾乱局。
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宋徽宗亲笔给蔡京写下一份手札，说：
“朕执权乘要，以正主道。赋事图功，责在大臣。比年以来，任非其人。政失厥中，明发怵惕。念我烈考之谟训，修革蛊弊，庶几持循，肆命近弼，置司讲议。太师致仕蔡京辅朕初，载诞著硕，肤属闵劳。以官职之事，即安里闾宪，其言行尚有赖焉。《书》不云乎：‘询兹黄朆，则罔所愆。’京可兼领讲议司，听就私第裁处，仍免签书，毋致勤劳，以称朕贵老贪贤之美。”
就这样，蔡京又一次登上北宋政治舞台中心，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主持朝政，这年他已七十八岁。
宋徽宗重新起用蔡京，实属无奈之举。在宋徽宗心目中，蔡京是解决困难与克服危机的能手与高手，是救火队长。他相信，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内政与外交危机，蔡京都能妥善处理。对蔡京复出，宋徽宗抱有很大的期望。
蔡京第一次任相是崇宁元年（1102）七月，那年蔡京五十六岁，宋徽宗二十一岁。当时，宋徽宗正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要么走改革之路，要么走保守之路。新党与旧党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宋徽宗刚执政不久，迫切想有所作为，于是，毅然选择了“绍述父兄”即走改革之路，并选择蔡京作为首辅大臣。
蔡京第一次任相不足四年，便被宋徽宗罢免。但十个月之后，即崇宁五年（1106）十二月，蔡京第二次出任宰相，到大观三年（1109）六月又被罢免。这年蔡京已六十三岁，这年冬天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后来，被迫离开东京，搬到杭州居住。
政和二年（1112）五月，蔡京第三次复出。这次复出，主持朝政时间长达九年，直到宣和二年（1120）六月再次致仕。这九年，应该说是蔡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宋徽宗人生最辉煌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北宋最辉煌的时期。《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大概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
而今，已经退休在家五年的蔡京，再次受命复出。但此时的蔡京，已是耄耋之年，“目盲不能书字，足骞不能跪拜”。宋徽宗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知道蔡京年高不能朝参，命蔡京之子蔡绦，按时入对殿庭，以传达君臣之意。
所以，蔡京此次执政与以往大为不同。现在，凡是需要蔡京签署的文件，皆由蔡绦代签。上朝奏事，也由蔡绦代奏。
蔡绦每次上朝，大殿的侍从官以下人员，皆要上前迎接，并作揖，有时还要上前耳语几句，以示亲密。蔡绦的跟班办事人员，往往多达数十人，他们皆怀抱文件，旁若无人。蔡绦则是意气风发，趾高而气扬。
蔡绦的行为与表现，引起众大臣的强烈不满。最为不满的是白时中与李邦彦。他俩虽然身为宰相，但几乎没有任何处理公务的权力。他俩只能按照蔡绦签发的文书来处理事务，弄得他俩也好像是蔡绦的跟班一样。
蔡绦是蔡京第四子，蔡京特别喜欢这个儿子。作为大儿子的蔡攸，感到无法容忍。虽然朝中大臣对蔡绦畏之如虎，但蔡攸不怕。他根本就没把这个小弟放在眼里，他在暗中努力寻找搞掉蔡绦的有力证据。搞掉蔡绦，就可以逼退蔡京，自己就有希望爬上宰相宝座。蔡攸对宰相宝座觊觎已久。
李邦彦等人这时也趁机煽风点火，极力挑拨蔡攸与蔡京、蔡绦之间的矛盾。他们希望借蔡攸之手，来打击蔡绦的嚣张气焰。
对于国家目前面临的内政与外交之重重危机，朝廷大臣们似乎并不太热心，也不积极进行研讨。他们更喜欢将全部心思与才智，专注于内斗、夺权与争宠。
这时，童贯从太原呈来奏疏，提出了出兵收复云中失地的计划。蔡京表示同意。但是，尚书右丞宇文粹中有不同看法，他对宋徽宗说：“金人发誓要捉拿天祚帝，所以，他们才不同意马上交割云中。他们希望经过五、七年，待捉到天祚帝之后，再慢慢商议交割云中。我们如果现在兴兵收复云中，恐怕会挑起两国战争。”
宋徽宗觉得言之有理，于是采纳了宇文粹中的建议，否决了出兵收复云中失地的计划。
宇文粹中的说法，就是当时金人提出来的暂缓交割云中的理由。其实，粘罕只是以此“浮沈其辞”而已。他是真不想将云中土地交给宋朝，但宋朝君臣对金人的真实意图并没看清楚。
二十一、危机重重
自从收复燕京以来，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燕山府。由于连年战乱与旱灾，燕山地区粮食不能自给，严重短缺。无论是官府还是驻军，所需粮食给养，都须依靠朝廷来解决。可以说，收复燕京，只给宋徽宗带来一段短暂的精神上的喜悦，他很快就感受到，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宣和六年（1124）六月开始，宋徽宗多次下诏，要求从京东路以及两河地区调取粮食，运往燕京；从全国各地征收钱财，支援燕京。
京东路与两河转运司官员们，将朝廷下达的运输粮食数额，分摊到各地老百姓头上。由于缺乏运输力量，各路转运司官员还特别要求，百姓必须自己将粮食直接运送到燕京缴纳。
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运费要花上十几石，甚至二十几石粮食，这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甚至是灾难。再加上连续两年，河北、京东等路灾荒严重，许多地方，“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于是，河北、山东等地，相继爆发了多起抗捐风暴，或农民暴动事件。少者几百人，多者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此起而彼伏。影响比较大的有：山东的张万仙，人数达十万；山东的张迪，人数五万多；河北的高托山，号称有三十万人；其他两三万者，不可胜数。
面对日益蔓延的北方民变形势，宋徽宗主要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下诏进行安抚，另一手便是派兵武力镇压。
这年正月，宋徽宗派遣朝散大夫李遵和奉议郎朱定国，手持他亲书的御笔手诏，到河北路和京东路，抚谕盗贼，以及唐、邓、汝、颍等地的流民，并承诺给予各种优待政策。
宋徽宗在手诏中说：
“告谕河北河东盗贼、唐邓汝颍流移人户：方春田桑，宜使复业，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缘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抚御安集，使沚寒流离，扶老携幼，动以万计，转而为盗，非其本心。为之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纳税租。监司州县，奉行毋忽。”
不久，宋徽宗又派遣七十七岁的老臣洪中孚为宣谕使，前往河北、京东等路，抚谕盗贼与流民。宋徽宗在诏令中允许洪中孚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招降政策。
洪中孚因为急于求成，未经深思熟虑，便向各地宣告招降政策：凡是投降者，百姓可免除当年赋役；军士可恢复军籍；自愿削去兵籍者，也听其自便。
政策发布后，一些乡党子弟便钻政策空子。他们诡称自己是盗贼，以求免税。还有一些过去在部队上犯过错误被开除军籍者，也声称自己为盗贼，以求恢复军籍。
大名府尹徐处仁听说这些情况后，急忙上奏，极言政策之弊，请求纠正。宋徽宗于是免去洪中孚职务，令其回京任宫观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