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们被这道诏令给震住了，皆闭口禁言。唯独朝散郎宋昭不怕，毅然上书，反对北伐：
“臣闻犬戎之性，不可以结信义。他们去来无定，叛服不常。陛下自即位以来，御戎之术，实为上策。辽使之来，宴犒赐予，恩数曲尽。因此，他们怀德畏威，向风慕义，稽首称藩。介胄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咏歌。历观三代以来，倾心悦服，至诚面内，莫如今日，实太平希世之盛事也。
比者，王黼、童贯，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兴边事，致烦宸虑，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仓廪府库为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之无数。财用尚可复全，死者何以复生？王黼、童贯欺君罔上，蠹国害民，罪不可赦！臣愿断此数人头，以谢天下，不惟慰安燕人之心，使之明知陛下德音，无复猜忌，谨守盟好，亦可使其余妄兴边事之奸臣贼子，有所惩戒。
李良嗣、董才，皆北廷叛臣，心怀怨望，故附会边臣，撰造虚语，欲假中国之势，以复私仇耳。实两朝之奸贼，岂复忠义之可望哉！
今女真刚勇善战，席卷北国，辽人全力相攻，尚不能胜，傥与之邻，则将何术以御之？灭一弱国，而与强国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徒为女真之利耳。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虽使伊周复生，不能易此议也。
臣又闻，两国之盟，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在天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
宋徽宗看完这份奏疏，气得拍案而起：“宋昭这个狂生，竟敢出言不逊。朕刚下旨不得妄议，他竟逆风而上，真是胆大包天！”
王黼对宋昭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建议道：“此人必须斩杀，此风必须刹住。斩杀宋昭，可杀一儆百，杀鸡示猴，看谁还敢如此狂妄不敬！”
宋徽宗生气归生气，但脑子还很冷静，想了想，说：“还是不杀吧，一介书生，杀之无益。将其除名编管，令地方官严加管束。”
随后，宋昭被免去官职，枷项押送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管制。
郑居中对宋昭很敬佩，也很同情，他来到都堂质问王黼：“政和八年，草民安尧臣上书，也是劝谏燕云之事，皇上不仅表扬了安尧臣，还授予其承务郎官职。而今，同样是上书劝谏，宋昭却受到惩罚，这是为什么？”
王黼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郑居中气得拂袖而去。
宋徽宗任命五十五岁的刘延庆担任北伐军都统制，应该说是比较靠谱的。第一，刘延庆出身于将门世家，在西北多次与吐蕃、西夏作战，有实战经验，作战也很勇敢。第二，刘延庆曾在宣和二年（1120）担任都统制，与童贯配合默契，一起平定了方腊。
但刘延庆对这次受命为都统制，心情却很复杂。一方面，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前任都统制种师道兵败白沟，给自己留下一个前车之鉴。这次举兵北上如果能够获胜，那么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就会超过种师道。可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也是一场考验。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他清楚辽军的优势在于骑兵。宋军没有强大的骑兵，单靠步兵的血肉之躯，在平原地区来抗击金戈铁马，要想获胜是很难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付辽军，可不像对付方腊那么简单。因此，他暗暗告诫自己，这次出兵北上，务必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隋唐时代，国家地域辽阔，控制着北方诸多马场，战马有可靠来源，可以采取以骑兵对付骑兵的军事策略，来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可是，到了宋朝，国家版图已缩小，而且北方的契丹帝国已经壮大，势力范围也已扩大，控制了北方大部分马场。特别是西夏又独立出去，并与宋朝为敌，堵住了宋朝从西北购买军马的通道。因此，宋朝很难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很难实施以骑兵对付骑兵的军事策略。如果在山区作战，步兵可以凭借地形对付骑兵。可是，如果在辽阔的平原上进行野战，步兵面对骑兵的冲杀，很容易出现一触即溃的战场局面。
宋徽宗在延福殿单独接见了刘延庆，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宋徽宗说：“平定方腊时，刘卿担任都统制，立下大功。这次北伐收复燕京，希望刘卿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说罢，宋徽宗将一面旌旗、一条金枪、一件御袍、还有一根色彩斑斓的束带，赐给刘延庆。同时还赐予刘延庆七件宝物，这七宝是：黄金、白银、琉璃（宝石）、颇梨（水晶）、砗磲（海贝壳）、真珠（珊瑚珠）和琥珀。
刘延庆跪地谢恩：“臣沐浴皇恩，衷心谨记陛下教导，定当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血沃燕山，誓将大宋旌旗，插上燕京城头！”
如果说，这年四月第一次出兵，宋徽宗并不想真与辽国开战，希望能不战而胜。那么，这次出兵，宋徽宗是希望军队真刀实枪，用武力将燕京收复。所以，上一次出兵，宋徽宗用御敌三策来约束军队，但这一次，对于作战指导思想，具体军事部署，他都一概不予干涉。他希望童贯和刘延庆能见机行事，一举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遵照宋徽宗的诏令，北伐军开始从各地向三关，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一带集结。这三关，都是宋朝北方的边防要塞。瓦桥关在雄州，从瓦桥关往南，驿道平坦而宽阔，一直延伸到黄河岸边。益津关和淤口关在霸州，一个在东，一个在北，形成犄角之势。这三关地带，曾经是宋朝屯兵，防御北方契丹铁骑南下的重要区域之一。
宋徽宗要求，参战将帅和二十万大军，务必于九月初在这三关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