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怒不可遏也有点失去理智的汉宣帝，甚至于不顾给自己的“历史分数”减分的危险，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就把“历史冤大头”

杨恽（和他的外祖父司马迁凑起来简直就是“冤大头世家”）革职查办，很是吃了几天极不好吃的牢饭，后来予以释放，贬为庶民。

于是，“一丘之貉”这一有点性感也有点贬义的成语，因了敢言的太史公倒霉外孙的故事流传至今，始料不及，谁叫他们家都是善于创造成语的历史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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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杨恽写的这篇文章非同小可，据说就是能和史圣司马迁《报任安书》媲美的《报孙会宗书》。

关于此信出笼的背景，源于杨恽贬为庶民后还不知收敛，高调“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来示威，而被其好友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写信劝说，让他低调以避祸所致。

这本身就是一种性格悲剧，换句话说，就是杨恽的桀骜不驯给自己惹来的杀身之祸，正所谓那句被现代人用滥了的“性格即命运”的真实写照，现实生活中eq确实也是一种能体现个人修养的重要立身要素。

何况，自恃才高八斗的杨恽又是那么的眼角高，好夸夸其谈，十分张扬，史曰：“然恽伐其行治(也就是好夸耀自己的节行和政治才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一付目中无人、老子天下第一的德性，别人也早已想他死了。

也正是此种刻薄少恩、目空一切的性格，当他接到好友孙会宗充满居高临下的训诫口气的书信时，已经失侯多时心理十分不平衡的杨恽，当然心里也十分不服，什么要闭门思过夹着尾巴做人，不要整天高朋满座灯红酒绿，以免给人以口实阴告之，那就得不偿失了，以前你就是吃了这种哑巴亏的，还不学聪明点，作为朋友，我不想你在同一地方跌倒两次，云云。

总之，一接到充满好心的友人的信，从来都是心高气傲的太史公外孙，立马就有点儿狂性发作，于是用一种充满反唇相讥的口吻回信，信中把以前自己所受的一切委屈和不平，以及对朝廷“政治黑暗”的极大不满像竹筒爆豆一样，一古脑儿地全发泄了出来，以消除这段时间被朝廷打压的怨气，可谓是慷慨激昂、嬉笑怒骂语多讥讽，颇有其祖司马迁的风采。

什么“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就是对皇帝的深深怨恨。而“‘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就是赤裸裸的对好友的冷嘲热讽和对其“横加指责”的极大不满，最后一句“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大意就是说，如今正当大汉盛世，也愿你紧跟好皇帝从此飞黄腾达，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再来烦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极尽挖苦之能事，也从此窥见了其对人刻薄的一面。

至此，好心相劝的孙会宗可谓是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

这样一种发泄私愤的锋芒毕露的檄文，虽然是快意恩仇，我手写我心，行文也很得分，甚至于惹清人余诚大赞道：“行文之法，字字翻腾，段段收束，平直处皆曲折，疏散处皆紧炼，则酷肖其外祖。”（《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六）却也因此埋下了被杀的祸根。

尽管这样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张扬性格，也不是什么大罪过，甚至于换一种角度来考量，还是一种敢说敢干的磊落样，但在酱缸式的官场中，却又是容易授人以柄，把自己推入险恶的政治情境中，至少给人的印象是自己不够大度，没有容人之心，有点小题大做、锱铢必较。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封信落入自己得罪过的官场诸公中，那么灭顶之灾立现。

最重要的是，杨恽的运气还特别的差，注定他在劫难逃，用现代人最潮的话来表述，那就是“躺着也中枪”，你还只能吃哑巴亏。

这事说来还令人有点哭笑不得，因为居然古代的一次普通的“日食”，居然就能和他发生了一点关系，这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翻版，这“剽悍的理由”原本就是捕风捉影的，是很多他得罪过的人用一种十分牵强附会的借口让他去送死。

关于此事，据说是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夏四月朔日食，而出现日食这种令古代人恐慌的天象之后（古代科技不发达，认为“天狗吃日”是灾祸的预兆吧），他的仇人趁机上书皇帝，说是杨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汉书杨敞传》)，这八竿子不沾边的理由荒唐之极，却也是炸死政敌的重型炮弹，果然杨恽也因此获罪，再度被捕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