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兵的兴起，让日军在釜山浦和汉城之间的联络交通也变得愈加困难。除此之外，各地义兵还切断了日本军事物资和粮食的运输通道，这就意味着朝鲜各地通向汉城的补给线被破坏，驻扎王京汉城的日军就只得忍饥挨饿。

碧蹄馆之战后，虽然明军已撤至平壤，但是朝鲜义兵和僧兵己经将汉城团团包围，城内的日本人就如同笼中的困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因此，除非是全副武装的大队人马，否则不敢轻易冒险进入周边地区。

此时，汉城的周围已成为僧兵的天下，只要日本士兵一出城，就会遭到这些僧兵的袭击。在位于汉城以西20公里外的慈城，1000名僧兵与一支日军展开了血战，结果僧兵在付出了近半牺牲的代价后，将其赶回城内。休静大师率领两千名僧人，在东北十公里外的水落山也获得了胜利，他们将日军赶回了汉城并占领了这座山。另外一支由六千名僧人组成的部队进攻东南的利川，尽管他们再次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同样将日本人赶回了王京汉城。僧兵的奋战使得日本人疲于奔命，四处救火。

然而在众多大小战斗中，最鼓舞人心的一场胜利则是发生在幸州山城，领导这场战役的是全罗道观察使权栗。权栗是一名55岁的中阶官员，出身于庆尚道一个显赫的家族，其父是朝鲜领议政权辙。在战争开始前，他在柳成龙的举荐下，成为城镇义州的牧使，然后又转任光州（位于全罗道西南）牧使。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后，他立即集合了光州的士卒，北上阻击入侵汉城的日军，不过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成功，随后，权栗返回南方，加入到防御全罗道的战斗之中，当时小早川隆景领导的第六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此地。后来，权栗在熊峙和梨峙两次击败了小早川隆景的偏师，为保卫全罗道立下了汗马功劳。朝鲜朝廷嘉奖了权栗的功绩，于1593年任命他为全罗道观察使兼巡察使。

大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明军收复平壤以后，权栗获知明军将从开城南下，进兵汉城，便准备联络明军，共同夹击日军，收复汉城。于是，权栗从汉城南方的水原秃城出发，率领3200精兵渡过阳川，进驻高阳的幸州山城。然而当权栗抵达幸州山城之后，明军已经北撤，退守开城，所以此前设想与明军夹击日军的计划未能实施。然而当日本人知道权栗进驻幸州山城时，则不淡定了。幸州山城究竟是座什么样的城池让日军如此忌惮呢？

幸州山城距离汉城以西11.8公里，此城虽年久失修，但左右皆是山崖，背临汉江，而且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出山城，可谓险峻异常，易守难攻。幸州山城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俯瞰碧蹄馆至汉城之间的要隘，扼守着日军北上或明军南下的咽喉。因此，权栗的存在让日军诸将们感到如鲠在喉。

于是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与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三奉行商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拔除这个朝军据点。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二月十二日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汉城的西门大开，日军鱼贯而出，浩浩荡荡沿着汉江北岸，气势汹汹地扑向幸州城。

此次幸州之战，日军出动了超过一半的汉城驻军，共三万人。军队分为七个番队，第一番队由小西行长统领，第二番队则是石田三成等奉行众，第三番队黑田长政，第四番队是侵朝总大将宇喜多秀家，第五番队吉川广家，第六番队毛利元康和小早川秀包，第七番队小早川隆景。整支日军由宇喜多秀家亲自督战。

黎明时分，权栗接到斥候的报告，日军分为左右两翼，正从弘济院（汉城的驿站）直向幸州山城而来。危急时刻，休静大师的二弟子处英率领1000僧兵前来增援，终于在宇喜多秀家之前赶到幸州，与权栗会合。

此时，权栗登上高台向外望去，只见在距离两公里以外的高原上，密密麻麻遍布日军的身影，这样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

幸州城内有四千多名朝鲜官军和僧兵，还有从各个村子逃难而来的数千朝鲜百姓，听到日军发出的声响越来越近，城内的人们也愈发惊慌。

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在晨光的照耀下，三万杀气腾腾的日军兵临城下，城内的朝鲜人看到日本士兵的背上都插着红白相间的小旗，头戴绘有动物或面目狰狞的鬼怪面具，内心忐忑不安，不过关键时刻，权栗临危不惧，稳住了军心。

在日军布阵之际，权栗下令全军吃饭，因为战斗一旦打响，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吃下一顿饭。

此时的日军可谓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在他们眼里这支朝鲜官军就是一群怂包，不堪一击，然而这次日本人却失算了，他们遇到了硬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