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文里说汉城的日军有20万人，那是不折不扣的假话，但明军缺粮却是不争的事实。其实不光是驻屯坡州的明军的粮草难以为继，整个入朝明军都面临断粮的危机。明军在收复平壤城之后，朝鲜工曹正郎徐渻从七星门进入城内，看见各卫所驻屯的明军士兵瘦弱不堪，即便休养了十多日，也无力再战。饥饿难耐的士兵只得杀掉自己的战马，将马肉分食，这还不够，他们还要拿着腰刀跑到4公里以外的地方割取粮草。

因为战争，朝鲜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所以入朝作战的明军无法在朝鲜本地征收足够的军粮。无奈之下，明军只得舍近求远，从明朝境内调集大部分军粮，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明军始终面临缺粮的困扰。

不过话说回来，明军补给困难，粮草缺乏，难道柳成龙看不出来？实际上，柳成龙是心知肚明，他在《惩毖录》中这样记载道：京畿粮饷，当初输运迟缓，艰困万状。至于马草，则乏绝不继。且路旁原野，贼皆焚荡，四山焚尽，寸草不遗，坡州一境尤甚。

然而即便柳成龙知道明军的真实状况，他脑子里想的仍旧是催促明军尽快收复汉城，全然不考虑李如松的难处，这种完全不顾明军死活的态度着实有些过分和不可理喻。

在此后的几天里，这些朝鲜大臣数次前往明军大营，苦苦劝说李如松放弃撤军的决定，可是李如松依旧不为所动，他甚至招来翻译，转告柳成龙，说自己算过八字后，发现正月运气不佳，不利于攻打敌军，必须等到下个月再进军。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理由，柳成龙当然不会相信。

因为军中死了很多战马，二月三日的早上，李如松亲自设坛祭奠，此时天色阴沉，他望了望乌云密布的天空，即刻向全军宣称：“天即将下雨，当退守开城。”柳成龙一听就急了，连忙上前劝阻：“大军一退，敌军气焰便更加嚣张，临津江以北之地，亦不可保，愿老爷再驻守坡州数日，观察敌军的破绽，再伺机发动进攻。”

李如松表面上答应了柳成龙，可柳成龙前脚刚走，李如松便跨上战马，带领军队前往开城，只留下副总兵查大受和游击将军毋承宣领千余人镇守临津江边。

不久之后，李如松又率领明军撤离开城，向北退守平壤，只剩下副总兵李宁、游击将军王必迪留守开城。

10、侵朝日军的困局

碧蹄馆之战的胜利并没有给驻守汉城的日军带来多少喜悦，对于日军诸将领来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战争的第一轮，明军肯定会卷土重来。

汉城这座朝鲜的王都，正在逐渐变成一座死城，街头横七竖八地躺着大量尸体无人理会，日军烧掉了城中大部分建筑，昔日繁华的街市，空无一人，现在只剩下熏黑的残垣断壁，这样的情景就如同世界末日。

其次，日军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不同于日本九州、四国和本州西部温暖湿润的气候，朝鲜的冬季寒冷而漫长，许多士兵被冻伤，甚至皮肤溃烂，战斗力大为下降。

大明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四月十三日，日本入侵朝鲜，当日军的铁蹄践踏朝鲜全境之时，各地的义兵便揭竿而起。

仅仅在日军入侵朝鲜的9天之后，也就是四月二十一日，庆尚道宜宁郡发动了起义，成为朝鲜民间组织的第一支义兵，这支义兵的领袖便是郭再祐。

郭再祐出生于庆尚道宜宁郡的世干村，父亲郭越是当地地主，郭再祐是郭越的第三子，自幼丧母，家境优越，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文科及第。

郭再祐率领的宜宁义兵的势力不断扩大，他利用当地的地形优势，采用游击战术，攻击日本的运输船，取得了多次成功。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义兵沉重打击了庆尚道的日军，在收复庆尚右道的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郭再祐屡次击败日军安国寺惠琼所部，使其无法顺利进入全罗道。在后来的第一次晋州之战中，郭再祐使用伏兵之计，击退了日军的包围。在战场上，他穿着一身红衣，纵马驰骋于敌阵之间，故被日军称作“天降红衣将军”，一时间，声名大噪。当然郭再祐的部队只是众多朝鲜义兵中的一支，从他在宜宁起兵之后，各地的义兵就如同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京畿道、咸镜道等地的义兵接连发动起义，抗击日军的侵略。

义兵的主力是农民，而当地不少僧人也组成了僧兵，加入到义兵的抗日洪流之中。义兵的将领大都出自武士将门之家或儒生乡士等社会阶层，壬辰倭乱（日本文禄之役）时期，朝鲜义兵将领多达133人，很多义兵与侵朝日军进行了殊死战斗，比起战斗中节节失利的朝鲜官军，义兵的兴起令人为之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