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最后的胜利
在戚继光和俞大猷的苦心经营下，明朝沿海的安全形势开始好转。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侵袭浙江台州。戚继光率军接战，经新河、花街、上风岭、长沙等地，13战13捷，歼敌2200余人，烧杀、溺死者无算，救回被俘虏男女数千名，浙东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戚家军也由此一战成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台州大捷。
浙江的残倭逃窜至福建，戚继光又奉命入闽剿倭，仅动用了6千人的兵力和极少量的伤亡代价，戚家军就在宁德的横屿、福清的牛田、兴化（今莆田）的林墩大破倭寇。
倭寇的三大巢穴皆被荡平，戚继光班师回浙，补充兵员，而倭寇乘着这个当口又在福建重新集结，攻破兴化府，大肆**屠杀，无恶不作，府城内外尸横遍野，景象惨不忍睹。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倭寇退出兴化府，盘踞在平海卫和东峤许厝。福建巡抚谭纶紧急上书朝廷，请求再召戚继光回师救援。明廷鉴于情势危急，升副总兵俞大猷为总兵，升参将戚继光为副总兵，驰援福建。戚继光率军抵闽后，与俞大猷和先前已奉命入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会师，合围夹击平海卫的倭巢，倭寇大溃，明军乘胜追击。戚家军首登敌垒，其它两军相继突入，遂大败倭寇，歼敌主力，攻克平海卫，接着收复了兴化城，取得了平海卫大捷。嘉靖四十三年（1364年）戚继光再败倭寇，福建的倭寇完全被平定。
福建的倭寇清除后，广东的倭患转烈，当时有倭寇2万余人，侵扰潮州、惠州一带，俞大猷在任广东总兵之前，就招募过漳州的农民武装6千人，到广东后又招收山区农民、矿工组成新军，还调集汀、漳等地官兵，先后大战于海丰等地，将倭寇擒斩殆尽。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此时的日本仍处在动荡之中，但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织田信长已经控制了大半个日本，他定出的方针是不降者死，归顺者有封赏，武士们都不是傻瓜，现在明朝正在收紧口袋，戚继光和俞大猷企图将倭寇一网打尽，再去干杀人越货的勾当恐怕连性命都不保，现在日本大势已定，有明主为何不去投靠，于是他们纷纷收起屠刀，回去找归宿去了，东南沿海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安宁。
（六十四）隆庆开关
经过嘉靖朝大规模的剿倭行动，长年困扰中国沿海的倭患终于平息了，这也为明朝政府放弃海禁政策奠定了基础。嘉靖年间，主持平倭的胡宗宪、赵文华也认识到海禁太严使沿海的居民衣食无着，沦为盗寇。于是解驰海禁成为嘉靖末期至隆庆一朝发展的必然趋势。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去世，明穆宗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御史徐泽民向穆宗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获得了穆宗的恩准。
隆庆开关后，原先的市舶司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再是单纯接待各国贡使的机构，而是用来接待各国的商人船舶。这是的市舶司主要负责征收海关税。关税有三种，一称水饷，即向海外商船征收的银税；二为路饷，是向海外进口商品征收的银税；三称加增饷，专门向吕宋运载银元的船只加收的银税。虽然明朝开放海禁仍有诸多限制，但它毕竟使亚洲贸易圈的正常国际贸易重新运转起来，且打破了约200年“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私人海上商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点看，隆庆元年的开放海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举措。
随着海禁的开放，明朝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民间贸易日益兴旺，与吕宋、苏禄、安南、占城、暹罗诸国都有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政府唯独对日本的直接贸易，实行严禁，可见长年的倭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明朝人对来自日本的商人防范非常之深。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海禁，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这么多年了，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后人对海禁也多以消极的态度来看待，甚至有的人认为海禁则商皆为盗；海通则盗皆为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有了海禁，才导致了倭寇的发展与猖獗。笔者认为这个道理讲不通，事实是从朱元璋实行海禁之前，东南沿海的倭寇就已经频繁活动了。
所以当是先有倭寇，后才有明初的海禁政策。其实明朝是不反对对外贸易的，甚至曾一度鼓励官方贸易，与日本的正常商贸往来，明初的皇帝也是非常欢迎的，只是日本国内太乱，对明朝的合理倡议和要求又不理不睬，倭寇海盗在中国沿海的劫掠活动太过猖獗，明政府出于自我防卫才实行海禁的，然而和日本的官方贸易，尽管有种种限制，仍是照旧进行的。
明朝政府所禁止的是国内奸民对外私通勾结，严防的是倭寇破坏沿海的社会生产与稳定。当然海禁确实是种比较消极的防卫措施，也给沿海人民的生计带来了诸多不便，但这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再补充强调的一点是，明朝只对日本的官方贸易在时间和规模上有严格的规定，防范是极深的，对其它诸番各国朝贡贸易并无特别严格的限制，这足以反映明廷的基本态度不是闭关锁国。因而笔者认为，倭寇劫掠才促使海禁的出现，反过来海禁却不是倭寇壮大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日本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没有禁海还是会侵略中国沿海。
还有人会说海禁政策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个观点看上去似乎有点道理，但笔者认为此观点还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并非是海禁妨碍了中国东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恰恰是倭寇的横行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当然我们不怀疑当时确实是有一些沿海居民迫于生计，才遁入海上，沦为盗寇。但是像许栋、李光头、汪直、徐海这样的海盗头目，来历则没有那么单纯，他们领导的这些亦商亦盗的抢劫集团，绝非仅仅是为了生存，更不可能是某些人所说的什么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的一股海上力量。
昔日欧洲的殖民舰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侵略他国，建立海外殖民地，掠夺黄金、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并将财富源源不断地从殖民地运往宗主国，实现资本的最初的原始积累，促使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汪直、徐海之流却不具有任何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所固有的特性，正好相反，每当倭寇袭来，他们都作为向导，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危害母国，助纣为虐，然后也跟着日本人做伥，趁火打劫，要说为了个人私利倒不假，但要说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力量，反抗封建旧势力实在是牵强附会，荒唐至极。因为汪直、徐海可没有将抢来的一分一毫投入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上，他们是威胁中国海疆不稳定的因素，所以称其为国贼倒是更准确些。
后来明廷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实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平息了倭患，这才使东南海疆得以安宁，沿海居民终于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也为隆庆开关奠定了基础。隆庆开关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江南地区才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所以说消灭倭寇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成长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