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悲情朱纨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明朝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倭寇的问题了，从朱纨开始，大规模的抗倭斗争才真正拉开帷幕。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朱纨出任右副都御史，以浙江巡抚，兼领浙闽沿海的福州、兴州、漳州、泉州、建宁五府的军务。

初到浙闽的朱纨很快便发现，所谓的倭寇已不再是明朝初年那样单纯的日本海盗，除了少数参与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依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

由于浙闽沿海一带人多地少，因而宋元以来数百年的海上贸易已经成为当地居民最重要的谋生之路，即便在厉行海禁的明朝，这种生活方式也未曾改变。只要海禁稍有松懈，走私贸易便会蓬勃发展，在当时的浙江、福建沿海，不光富商巨贾，势家大族从事走私贸易，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就连沿海的普通居民也或多或少地涉足走私贸易并与海上的倭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纨明白抗倭的关键就是打击日益猖獗的海上走私活动，那么要怎么做才行之有效呢？

上任之后的朱纨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第一，加强对海上贸易船只的控制。

朱纨下令凡各寨、澳、巡司，民船以载重量300石，长四丈，宽一丈二尺，吃水深度六

尺为限，超过这个标准的船只必须在半个月内到官府注册。对违规大船（包括所有民间双桅以上的大船），由官府出资购买并进行编号，且所编字号要大写，深刻桅下横木，以防调换，以备点检。

已在官府注册的民船，仍由原来的船主驾驶看守，但由官府统一管制调用。在此限制以内的民船，则仍由船主在海上往来谋生，但不允许其假借乡官旗号出入，官府也不对其进行编号。

第二，朱纨强化了保甲制度，整顿海防，积极搜捕通倭奸民，从而切断沿海一带的居民与走私商船的联系。

朱纨命令沿海官兵严加防范，这样远洋走私船就无法进入港口，补充粮食、淡水等给养，而只能使用小船的岸上居民又无法携带大量物资在远洋接济这些走私商船。这样时间一长，那些停留在外洋岛屿的走私贩们必定陷入困境，此时朱纨再出兵剿灭，便可大获全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保甲制度推行不久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沿海一带长期不服管的地方居民都老实安分了下来。

明朝中期的倭寇已经和以往有所不同，过去都是登岸之后，大肆劫掠一番后便扬长而去，而如今他们公然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起侵略据点，长期驻扎下来。

16世纪中叶，东亚地区的海上形势愈加复杂。从15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与葡萄牙率先开辟了通往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海上新航路。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绕过非洲的好望角，一路向东，最终抵达印度。此后，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的商船和殖民势力深入到南亚、东南亚乃至东亚的中国、日本等地，到了16世纪，中国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海盗，日本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以及东南亚各地海盗势力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势。

明朝中期以后，严厉的海禁政策开始松弛，加上海防不修，为海上走私贸易的猖獗和畸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葡萄牙人开始在双屿岛长期驻扎了下来，许多中国人都知道葡萄牙人曾经占据了澳门，而不知葡萄人占据的双屿很快就发展成为东亚的国际贸易港口。

明代的双屿港位于今天浙江省舟山市佛渡岛，自从葡萄牙人到来之后，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双屿岛的人口就暴涨到3000人，其中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在岛上，葡萄牙人建造的私人住宅就超过1000多幢，而有些房产的价格竟然高达3000到4000克鲁扎多（cruzado葡萄牙金币）。

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在《远游记》中描绘了繁华一时的双屿，文中提到双屿港有一个独立的市政府，政府每年的收入是6000克鲁扎多，市政机构由司法行政官、审计官、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等构成，除此之外，还有负责城防的司令，负责死者和孤儿的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察官，书记官、巡夜官、收税官，岛上拥有一座市政厅，两所医院，两座教堂，一座仁慈室。

有些人认为平托《远游记》中有关双屿港的描述缺乏真实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献的佐证，我们可以断定，除了个别地方有夸张的成分之外，平托笔下的记载基本属实。

那么如此辉煌的贸易口岸是由中国人掌控吗？还是日本人掌控吗？都不是。双屿港俨然成为了一个国中之国，它实际上就是葡萄牙的殖民据点，并不在明朝政府的管辖之下，而且明朝政府也不会允许让这样一个贸易据点长期存在下去。

自从明朝断绝了中日勘合贸易之后，双屿港就垄断了中日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变得异常富庶，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双屿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内地，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花等商品，双屿港一度成为东亚最为繁华的海上国际贸易港，因此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当时的双屿为“16世纪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