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6年，元朝军队攻破临安城，南宋灭亡，也就在这一年四月，杜世忠到达日本后，为了能避开太宰府官员的阻挠，绕道大宰府，直接在长门国室津港（今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登陆，想由此进入京都和镰仓，面见日本国王。然而事与愿违，长门国守将杜世忠等人扣押，随后送至大宰府，并上报了幕府。北条时宗得知消息后，立刻下令将元朝国使杜世忠等人送至幕府的统治中心—关东的镰仓。尽管杜世忠直接传达了忽必烈诏谕日本之意，其态度不失大国正使的姿态，也没有使日本难堪，但幕府上下对忽必烈诏谕日本非常不满，桀骜不逊的北条时宗对蒙古的态度变得非常仇视，自然不会因为杜世忠是国使而心慈手软。
杜世忠究竟有没有面见北条时宗，历史上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抵达镰仓的元朝使者最终面对的不是谈判桌而是断头台。
北条时宗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最终违背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外交基本原则，将这批元朝使节的主要成员全部处死。至元十二年九月，幕府将杜世忠及其随行的何文著，撒都鲁丁，书状官董畏，高丽人徐赞等三十余人尽皆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了四名高丽船员回去，可怜杜世忠当时只有三十四岁，就成了日本人刀下的冤魂。临死前，他留下了绝笔诗：
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何日归；
来时倘佩黄金印，莫效下机见苏秦。
杜世忠虽然是个蒙古人，但其汉学水平却并不低，从诗中不难看出他的最大梦想是有一天能像战国时代的苏秦一样身佩六国的黄金相印，孰料却在异国身首异处，白白丢了自家性命。
镰仓幕府对外封锁了斩杀蒙古使者的消息，正因为如此元世祖忽必烈迟迟得不到赴日使者的动向。
公元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日本弘安二年，南宋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与蒙古进行了一场大决战，史称崖山之战。激战之中，宋军大败，眼见大势已去，身为左丞相的陆秀夫对年仅七岁的宋朝末帝赵昺说道：“陛下乃宋室正统，断不可重演靖康之耻。”说罢，他便抱着赵昺投入茫茫大海。
此战之后，元朝最终完全统一了全国，这是汉民族历史上的首次亡国，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宋亡之后，许多南宋遗民不愿生活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便流亡日本，宋人陆续带来了南宋灭亡的坏消息，此时的北条时宗内心是五味杂陈。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文化上，大宋朝历来是日本人学习的榜样，崇拜的偶像，一方面，宋朝的灭亡让北条时宗觉得惋惜；另一方面，本着唇亡齿寒的道理，南宋灭亡，也就意味着蒙古人将有更多的精力来攻打日本。
有野史称，当时日本国内得知宋朝灭亡的消息之后，上至天皇、幕府将军，下到武士、平民举国上下都穿上孝服，面西而跪长达三日之久，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哀悼大宋的灭亡。
当然这件事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已无从可考，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在日本人心中萌生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宋亡之后，正统的华夏已不复存在，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崖山之后无中华”。这种观点自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却在日本人思想观念中逐渐根深蒂固，所以自元朝以后，日本人便开始对中国存有轻蔑之心。
扯得有些远了，回到主题，南宋彻底灭亡后，元世祖开始专心日本事务，由于日本方面一直未做回应，杜世忠等人也音信全无，所以他打算再派使节赴日。南宋降将范文虎为了邀功请赏，主动提出承接通使日本的任务。他先是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然后派了周福为使节赴日，希图利用日宋之间的传统友谊来达到笼络日本的目的。可周福等人于六月到了日本后，八月就被北条时宗斩杀于大宰府，同行的来到日本的栾忠，通事陈光，日本僧人灵果皆遇害。
虽说自古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外交惯例，但使者仍旧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动辄就会掉脑袋。忽必烈两度派出使者都成了北条时宗泄愤的对象了。
当然年轻的北条这样做也并非意外，其一，他想通过此举，显示坚决抵抗元朝，保卫国家独立与尊严的态度和决心；其二，北条时宗年少气盛又傲慢不倨，做事草率，欠缺考量。这样北条时宗也就没有主动抓住历史的机遇，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日本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当时的日本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本国货币经济的不断发展，钱慌的的问题就日益凸显，而日本本国铸币的能力有限，而且铸币的质量非常低劣，无法在市面上流通，所以日本需要大量进口中国的铜钱。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日本就派遣商人到中国用黄金来购买中国铜钱，元世祖忽必烈积极向日本商人开放，展示元朝大国风范和通好的善意。至元十五年（1278年）七月，高丽国王王暙入朝时，提议元朝征讨日本，并主动提出愿意提供粮食和战船。元世祖并未采纳，相反于十一月下令积极发展中日海上贸易，说明此时的忽必烈还是希望能用非战争手段实现两国间的朝贡关系。假如北条时宗能像隋朝时的圣德太子一样充分抓住这个机会朝进行政治上的周旋，利用忽必烈的虚荣心理讨价还价，不仅有效规避冲突，和平相处，而且可以各取所需。不过当年日本的圣德太子是位政治家，而年轻的北条时宗却不具备足够的外交手腕，更不会领会元世祖的用意，剩下的就只有强硬到底。
日本斩杀元使确实有维护自尊的因素，但狭隘封闭的岛国环境，使得这些武士集团无法像高丽一样掌握与蒙元这样的大帝国的相处之道，足见幕府的执政者缺少对外交往的政治经验，以及政治胸怀和远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条时宗亲手关上了与元朝和解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