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667）

实际上，这是由监察官的身份决定的。

什么身份呢？

是—“官”！

你听得没错，是官！

这些监察官员除了“监察”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事先早已固定好了的身份，就是—官！

是官，就要服从官僚政治的各种规律。是官，就会具备官僚集团的各种特征，比如说：人身依附性、代理性、隔离性、官本位、逆淘汰性…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当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官方宣传的那种理想），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比如多吃点好的，多穿点好的，有大大的房子住，有很多美女可以嘿咻…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什么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灵魂，更不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的私利。所以说，这种“官员”的身份决定了他同样会被收买，甚至会想方设法逼着别人来收买。比如，古代的很多监察官在出发之前，事先都会放出风来，说本次巡查要检查到哪里，要调查哪些人、以及巡查哪方面的工作。

而那些屁股不太干净的地方官马上会行动起来、提前做好“准备”，以“饱满的热情”迎接调查团的到来。

由此可知，监察官员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了不起的群体，他们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官僚集团的一员。虽然权力大一点（有监察权）、地位高一点（垂直管理）、身份特殊一点（风闻奏事），但他们的内核没有变依然是官，仍然属于官僚集团的一员。

《历史的侧面》（668）

既然是官，那就好办。

只要像对付上级一样对付他们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地方官只要像孝敬上级一样孝敬这些监察官、把他们打发得乐乐呵呵就行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只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孝敬上级的钱是‘计划内’的；孝敬监察官员的钱，是‘计划外’的。这笔钱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由地而生。”【p175】

怎么办呢？

有办法！

只要再搜刮一遍老百姓不就行了吗！于是乎，老百姓又被平白无故的多搜刮了一次。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

所以说，在君主专制的制度里，越监察，则越腐败。

不监察还好，老百姓只被搜刮一遍，有了监察，老百姓反而要被搜刮很多遍。

要知道，这样的逻辑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据清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记载，清朝道光年间，朝廷派钦差大臣到山西查案，太原府以办公费用为名向山西各藩库借银招待，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借银大约两万两，而事后的摊派却高达五万之多，既然是摊牌，就绝对不会有借有还，到了最后，统统都进了官僚集团的腰包，而最后的花费，又统统都算在老百姓的头上。所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里，不监察还好，越监察、越腐败。不来监察，老百姓只被搜刮一次，如果监察，老百姓会被搜刮无数次。而这样的现象也是由专制制度决定的，不仅仅是由官员们的道德素质决定的。

《历史的侧面》（669）

实际上，没有哪个政权会提倡腐败，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会容忍腐败，甚至作为某一单独个体的官员也十分痛恨腐败。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腐败都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君主专制的政权，甚至比其他的政权更不能容忍腐败的发生。

试想，一个视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皇帝，岂能容忍手下的臣子盗窃“他的”财产？又岂能容忍属下的官员，利用他赋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置他和帝国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所以，在那些皇权强悍、天子独裁的时期，比如明的洪武年间，清的雍正年间，吏治往往较好，贪腐往往较少。相反，如果腐败猖獗贪墨成风，则不是皇帝大权旁落，便是君王有意纵容。【p179】

但问题在于：这种腐败是由制度本身造成的，不是由单独一位官员的道德素质决定的，不能把它完全归结于官员个人的道德品行上。关于这一点，正如易老师所言，“腐败的根子就是于帝国制度（本身），正如集权社会的敌人就是集权。”【p187】

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要想“维持中央集权的统治，就必须实行官员代理制度，而且还必须是分级的管理，这就势必会造就一个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如果这个集团或阶层的人数不多，规模不大（比如维持一个城市的规模，例如新加坡—阵疯注），而且高效、廉洁、自律，也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方式。”【p187】

可惜这一点在中国，又不现实。

《历史的侧面》（670）

因为中国的面积实在太大，人口太多，社会事务太过繁杂，要想维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就必须豢养海量的官僚进行管理。这势必造成官僚集团的极度膨胀。在开国之初，他们也许还相安无事，但是，“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官僚集团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走向自我膨胀和集体腐败，并将整个帝国腐蚀一空。然后和王朝一并垮台。”【p187】

当然，这并非皇帝的个人所愿，也非人民所愿，甚至都不是整个官僚集团所愿。所以，在研究腐败问题时，我们就不能仅从道德方面去找原因，更应该从制度的方面去找来由。而来由就在于“帝国设计的这个官员代理制度，其实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官员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是应该竭力维护帝国的利益呢？还是利用代理人的身份为自己谋取利益。”【p187】

答案看起来不言而喻，应该维护皇帝和帝国的整体利益，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第一，所谓帝国，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的所谓“根本利益”，也是抽象的。而官员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的利益，也是实际的…他们要穿衣、要吃饭、要养家糊口，要升官发财。如果这些私人利益与所谓的“帝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时该怎么办呢？（对于理性且自利的人来说）只能将后者束之高阁，或者高高地举起，然后轻轻地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