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134）

在论战当中，郭沫若不仅有参与论战的派别出来反对他，就连一些不参与论战，只是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出来反对他，甚至在“新思潮派”内部，也很少有人支持他。比如，赞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这几位大神，都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都觉得郭沫若的观点纯属扯王八蛋，根本经不起学术的推敲。自己这一派虽然赞成“西周封建制”，但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革命环境里做出做出的一种无奈的折衷。可是他郭大文豪是个什么东西，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确定不是出来搞笑的？哈哈！

所以，等到郭沫若的封建观一出来，大家都像躲瘟疫一样唯恐避之而不及，生怕和他有什么瓜葛，都刻意和他保持着距离。

一般来说，文人墨客之间参与论战、吵架，相互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很少有因为情绪激动而粗口骂人的，最多也就是动一动嘴皮子、喷一喷口水。比如，在此次论战当中，那些参与论战的各方虽然观点不同、立场相异、论证的方法也千奇百怪，但是大体上还是保持了学者应有的姿态和风度，以互相尊重为主，学术切磋为辅。

所谓：我可以不支持你的观点，但我支持你发表观点的权力。

但是，到了郭沫若这里不一样了，情况立马发生了逆转。

《历史的侧面》（135）

可能是因为郭沫若的理论太奇葩、太无厘头、也太让人难以理解了吧，很多人实在看不下去，纷纷站出来声讨，结果招来骂声一片。比如，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看郭沫若的奇谈怪论之后，就禁不住就爆了粗口。他评价郭沫若说，你那个“把一切人类不分种族、不分地域，都看成相同的”观点，是一种“迷误见解”，“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83】

所以说，在当时的学术圈子里，郭沫若就像一只跳梁小丑，猖狂捣乱而又成不了气候。同时在另外一些人眼里，郭沫若又像一个学术界的滑稽明星，被大多数人看不起。所谓，光着屁股拉磨，转着圈地丢人。

然而，就在这骂声一片当中，这个最荒谬、最胡扯、最瞎掰、也是最不被学术界认可的奇谈怪论，却最终成为日后几代中国人关于“封建”概念的终极认知，也成为各大专院校、以及中小学生在课堂上必须研修的内容，并左右了大陆学界好几十年。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历史的侧面》（136）

“封建”概念的最终厘定

“决定大陆后来几代人对中国历史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在上海的阁楼上，而在延安的窑洞里。

—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历史的侧面》（137）

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垒的，黄河不是尿的。“秦清封建”这样的奇葩怪论能够最终成为今人广泛的“共识”，也不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就形成的。所以，要想全面了解“封建”一词的百年误读，还要以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

有证据表明，最早将“封建”概念进行“泛化”（冯天瑜语）处理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之一—陈独秀（或者和他同一批次的人）。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非常屈辱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治国救民的大道理，而不断地上下求索。

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到西方世界去寻求答案，有的人道东洋世界去寻找真理，还有一些人立足于本国现实，到中国历史里去寻求线索…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有一段时间流行出国热，也就是到西方先进国家去寻找强国救民之法。当时有去西洋的，也有去东洋的，去“西洋”就是去欧美；去“东洋”就是去日本。

当时留学日本可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凡是家里有点闲钱、又不事生产的官宦之家或者土财主，都会派出一两个儿子到外国去学习深造，即使学不着什么，就算镀镀金也行，似乎镀金回来之后就与众不同了似的。而作为其中优秀分子的陈独秀自然也没能够免俗，从1901年开始，他曾五次东渡日本参观，游学，访问，希望能悟出强国富民的大道理。

《历史的侧面》（138）

陈独秀留学日本期间，正好赶上日本“明治维新”末期、以及“大正盛世”前期。当时的日本刚刚结束封建时代，正要踏入近代的门槛。一切都在除旧迎新，改弦更张，打倒旧事物，建立新制度。关于日本的“封建制”，我们在后边会单独列出一章，专门探讨这个问题，这里只简单说明一下。

要说起日本这个国家，人家的古代史可确确实实是封建的。这种封建制度，可不是中国“秦朝至清朝”那种转了义的“封建”，而是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封建（“feudalism”）、以及中国西周时期的那种封建（“封邦建国”）。

他们都是在一个“共主”之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级封君虽然对上级称臣，但在自己的封地内部却是绝对的主人，享有近乎独立的自主权。他们和“共主”一起组成一个结构松散、相互独立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与中国秦朝之后的那种“郡县制度”完全不同…

正因为如此，明治时期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在比较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后，惊奇的发现，日本的古代史与西欧的中世纪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所以，他们普遍认为：

“我国的封建制度与前述欧洲诸国的制度酷似。”【84】

而旅居东亚多年的英国外交家欧卢柯库（阿礼国）在对比了西欧、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社会的差异之后，也认为：

“日本人及其生活实态，与数世纪的前欧洲相似，与欧洲过去的封建时代的特征相似。日本史上的封建制度，其主要特征与欧洲封建制度大体一致。”【85*欧卢柯库《大君の都》】

另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被称为“东洋的卢梭”的中江兆民、以及著名的哲学家西周（姓西名周），都有过相似的论断。

特别是这个福泽谕吉，他是幕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不认识他的人可以到一万元面值的日元上去找）。这位“明治时代最伟大的功臣”，据说平生有两大志愿【86】：

一个是将日本国民从西方列强的压迫当中解放出来；一个是将国民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

所以，他们在翻译由西方传播过来的“feudalism”一词时，将它与“封建”一词相互对译，也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86】。

后来，这种对译方式，又经过一批旅日留学生的示范作用，反向传播回国内，从而形成“封建”一词百年误读的另外一条线索。

《历史的侧面》（139）

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确实是封建的，而日本的“主从封建”又与西欧的“契约封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所以，当时日本的很多思想家，纷纷仿效法国的启蒙运动，将过去的、腐朽的、落后的制度、观念和习俗都笼统地称之为“封建的”。

比如，“开国”就是先进的，“锁国”就是封建的；“立宪”就是先进的，“幕藩”就是封建的；“喝咖啡”就是先进的，“吃大蒜”就是封建的，咳咳…（最后一个是我瞎编的）反正这样的论述在当时的日本到处都是，泛滥成灾。

而当时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包括陈独秀在内，显然是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认为新的事物都是先进的，旧的事物都是封建的。等到他们回国之后，又将这股风气带回到国内，由此也开启了“封建”一词滥用的先河。

在一定程度上说，“封建”一词本来起源于中国。传到日本后，又被日本的思想家用于修饰“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社会。等到日本打开国门以后，发现自己古代的政治制度居然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所以，他们索性将两者相互对译，从而形成了日本近代的“封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