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由“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也必然会衍生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因为你要得到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论断，就必须要以—近代之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理论为大前提，否则的话，你前边不“封建”，后边不“封建”，中间突然横插进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论断，估计连傻子都能知道你的理论是错误的。

所以，要想证明“两半社会”的正确性，就必须想方设法证明民国之前（也就是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是“封建”的才行，否则的话，就不能自圆其说。

可是，“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这样的概念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童叟无欺，并不是哪个政治家高喊几句革命口号或者某位“理论家”耍弄一下笔杆子，就可以轻轻松松化解的。

这可如何是好呢？

《历史的侧面》（93）

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理由，可以创造“理由”，没有原因，可以制造出“原因”。

而政治的精髓向来正在于此。

阵疯云：政治是主观的，它不是客观的，它不追求客观真理，也不追求科学规律，它的一切目的只是为了“需要”。只要有了“需要”，没有真理，可以创造“真理”，没有理由，也可以制造出“理由”。

于是乎，在学术界还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也没有争论出最终的结果的情况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于1928年的夏天在苏联国内匆匆结束。共产国际在没给出多少令各方都很信服的论据的情况下，就直接否定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直接将它纳入到苏联人提供的“一般性”之中，然后正式下达给中国革命者，让他们去执行。

不要问为什么，只要跟着老大干就行，信我的，没错的！我会对你负责的！

而这个所谓“一般性”，就是斯大林等一批人后来搞出来的那套“五阶段论”的雏形。

所谓“五阶段论”，指的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形态都必须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单线演化的过程，顺序不能变，也不能跨越，必须按部就班依次递进，而且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例外…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集武断、鲁莽和“一刀切”于一身的采取行政重压式的推行学术主张的方式，会招来后世学术界多大的反弹。

至于斯大林的头号政敌托洛茨基，因为与斯大林在理论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坚决反对斯大林的修正主义、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结果被斯大林开除出党籍，1928年遭到流放，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又被取消苏联国籍，并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暗杀。

政治又一次战胜了学术。

《历史的侧面》（94）

可是，这种政治的手腕最多也只能糊弄一下自己的“圈里人”，对于圈外的学术界的人却依然无能为力，因为政治这玩意儿就像哄老婆，或者男人哄女朋友，一个会骗，一个乐意被骗，但是在局外人看来却是语无伦次和逻辑混乱，根本无法服众。所以，当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达到中国以后，又遭遇到了那个难题，就是：凡是有一点儿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社会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改变过来的。而且，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废封建，置郡县”，封建时代就已经基本结束。按道理，中华大地已经进入到“郡县制”为主的时代，哪里还有什么“封建社会”的影子呢？到了清末民初，又何来“封建”之有呢？

这种“古典封建论”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革命者面前，让他们无法逾越。

怎么办呢？

好在，当时的一股风潮帮了他们。

《历史的侧面》（95）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受苦受难、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状态，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但凡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之心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追寻强国救民之路。比如，他们先后引进过“君主立宪”、“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实业救国”等理论和方法，但是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成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从此之后，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都不是马克思叔叔本人的著述（当时由德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马、恩著作很少），而是从苏联那里转达过来的二手货，是从苏联进口来的经过二次加工的“二手理论”。这里所谓的“二手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以后，经过俄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改造和发挥、并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衍生出来的新理论。

这些新理论如果放置在俄国、用于指导俄国革命，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这些理论如果不加改造地、硬生生地直接照搬过来用于指导中国革命，那么问题可就大了，尤其是在“社会史”的研究方面，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

比如，

《历史的侧面》（96）

比如，马克思叔叔曾经说过一段话，这句话大致描述了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模型：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9】

这句话被大多数“五阶段论”的拥护者们奉为终极武器和理论源泉，似乎可以包打一切。

但是，这样的理论是马克思叔叔在研究西欧历史之后得出的结论，并没有把它视为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还可以套用到任何国家和民族头上。马克思叔叔也从未试图将这种模型强加给任何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另外，马克思叔叔很忙，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包括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度就更少了。而且，每当涉及中国问题时，马克思叔叔（包括恩格斯叔叔）总是出言谨慎，并喜欢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这类含糊的字眼来概括和总结，对于所谓的几个“社会形态”，也从未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

可以这样说，这句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孤本”来看待，在马克思叔叔和恩格斯叔叔的其他著作里，几乎再也找不出相对应的解释，也没有与之相配合的其他范本的存在。而在史学研究当中，“孤本不立”又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只不过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选择性地忽视掉了而已。

《历史的侧面》（97）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受苦受难、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没人觉的中国人优秀的种族，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也始终抬不起头来。在当时，但凡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之心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追寻强国救民之路。比如，他们先后引进过“君主立宪”、“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实业救国”等理论和方法，但是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成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从此之后，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