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思维方式决定论”者认为东、西方人种在思维方式上有所差别。西方人更善于逻辑思维，擅长自然科学，力图改造自然，中国人则更善于形意思维，擅长人文科学，力求回归自然。可是，如今的中国，“圣言贤传”那一套老古董早已作古，源自于西方的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以及理性的思维方式早已普罗大众。可以说，无论是在科学精神上、还是在思维方法上，中国人与欧洲人早已别无二致。谁又能说坐在中国教室里推演数学公式的莘莘学子，与西方课堂上验算数理方程的学生，在思维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呢？

《历史的侧面》（13）

然而，即便是如此，中国发展到今天，与中国经济总量相适应的科技发展水平，却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那种爆炸式增长。建国之后，中国大陆自己培养出来的、在某个领域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大师级人物仍然是屈指可数，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完全不成比例。时至今日，获得诺贝尔奖（除文学奖外）的六位华人当中，没有一位来自于中国本土（这一尴尬的记录终于在2016年被一位名叫屠呦呦的女士所打破），这不得禁让人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当然了，也有人会揶揄地调侃，认为西方人更聪明，中国人更愚蠢；西方人更勤奋、中国人太更懒惰……。可是这样的说辞即使是放在一个极端右翼的西方种族主义者那里，也不能完全的成立。甚至有科学研究证明，东亚人（黄种人）的智商在世界三大人种里，平均智商是最高的。

那么，我们中国人在智力水平上比西方人更高，源自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思维方法早普及中国大众，科举制度早已废除，圣人之言像垃圾一样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成为海洋贸易大国……，所有这一切本应预示着我们中国应该跻身于世界科技强国之列才对。

然而，客观的现实却很让我们沮丧，虽然近几十年来，国家为我们创造了种种优渥的物质条件，努力塑造一种看起来“很优越”的科学研究环境，但是这些条件和环境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我们制造的产品绝大多数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

冥冥之中，似乎总有那么一种力量在牵扯着我们、制约着我们，使我们总是放不开手脚、迈开大步向前进。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技术的研究事业当中，始终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内耗之中。有一种声音甚至愤懑地说：“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在国内时往往默默无闻，一旦走出去，却又一鸣惊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历史的侧面》（14）

其实，造成这种“境内为枳，过海为橘”的原因，在排除了那些所谓的“地理”、“文化”、“思维”、“科举”等原因之后，只剩下一条，就是——“双方所处的科学环境与科学土壤不同”。而这种环境、或者说土壤，往最根源上说，又是——社会制度的不同！

正是由于秦汉以来，中国所特有的社会制度，才导致它起初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越到后来，这种社会制度反而成为阻碍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桎梏，特别是到了近代。

而且，除了科学技术之外，在其他很多社会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另外，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的，还有一个“钱学森之问”。钱老说：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要回答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到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去找原因。因为所有的贫困，最终都是哲学上的贫困。中国科学技术的“贫困”、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当然也不例外。

《历史的侧面》（15）

李约瑟本人的解释

李约瑟博士不但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这个问题的谜底。随着研究的深入，李约瑟将一些科学技术之外的东西也引入进来。比如，他又问：

“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宋朝商品经济这么发达，最后资本主义却是在西方兴起？”【3】

其中也包含大量关于社会制度的分析。

李约瑟相信，只有“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4】

虽然说，李约瑟博士给出的答案还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有一些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满意，但是却为我们的研究之路留下了探索的足迹。

李约瑟说：

“自从我第一次与我的中国的朋友有了密切交往以来，积50年经验，……我确确实实认为，他们与我们是完全属于‘同一型’的”。【5】

也就是说，黄种人在智商上不比白种人差。

另外，李约瑟注意到东西方两种社会体制的差异：

“作为一名科学史家，我们必须注意到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文艺复兴……的欧洲贵族军事封建制度，与中古亚洲特有的其他形式的‘封建’制度（如果确实名副其实的话）之间，存在某些根本性差异。”

“我们必须找到（他们之间）充分不同的东西，从而……解决我们的难题。”【6】

……

很显然，李约瑟已经看出了两种“封建”制度的不同。

《历史的侧面》（16）

在李约瑟看来，近代科学之所以发生在西方而没有发生在中国，是一种被他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制度给耽误的。

这种制度广泛存在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并“逐渐取得了压倒性优势”【7】。这种制度在本质上属于“官僚式”的，而不是欧洲中世纪那种“封建式”的，或者“军事贵族式”的。

按照李约瑟的观点，正是这种

“亚洲型的‘官僚封建制度’起初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增长，有利于将其应用于技术并服务于大众，但是越到后来，这种社会体制反过来倒成为‘近代科学’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阻碍……”。【8】

而欧洲的情况恰好相反，起初是黑暗的中世纪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是越到后来，随着

“欧洲型封建制度自身的衰败和新的商业社会秩序的产生，反过来又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并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9】

李约瑟博士给出的答案，是他在广泛查阅资料、做出海量分析、并经过长期深入探索的基础上，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分析得出来的，远非那些在“一元思想”体系之下、以近亲繁殖的方式培育出来的所谓“专家”所能比拟的，更非在校大学生为了混张毕业证书而写的垃圾论文、以及某些网络喷子无脑发布的“愤世嫉俗”的豪言所能比拟。换句话说，李约瑟给出的答案应该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