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道济、沈林子可不是姚懿、姚恢这些无能之辈能比的，一番大战下来，姚绍遭到了他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被迫放弃潼关关城，退守定城（今陕西华阴东）。

但他毕竟是百战老将，虽然首战失利却并不气馁，一路不通再走一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派部将姚鸾率部出击，企图切断晋军的粮道。

然而王镇恶对此早有预料，不仅轻松挫败了他的图谋，还斩杀了姚鸾。

姚绍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了空。

之后他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凭借险要地形，坚守不战。

王镇恶等人由于兵力不足，一时也奈何不了他。

战局自此陷入了僵持。

而就在姚绍和王镇恶等人在潼关对抗的时候，晋军统帅刘裕也率主力从彭城出发了—乘船沿淮河、泗水进入黄河，再逆流而上，向洛阳进军。

为了避免北岸的北魏军干扰自己的行动，刘裕特意派使者出使北魏，正式向拓跋嗣请求借道。

与此同时，后秦主姚泓派来求救的使臣也到了北魏—之前后秦和北魏已经结亲，姚泓的妹妹西平公主嫁给了拓跋嗣，虽然因铸金人未成功而没被封为皇后，但却极受拓跋嗣的宠爱。

面对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请求，拓跋嗣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召集群臣商议此事。

多数大臣的见解相当一致：以水军为主的晋军要想突破潼关天险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如果他们要调个方向，渡黄河北上，进攻我们魏国则要容易得多。刘裕虽然口口声声说要伐秦，但兵不厌诈，实际上他的真实意图很难判断，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何况秦国又和我们有着姻亲之交，他们有难，我们理应救助。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发兵封锁黄河河道，阻止晋军的行动。

但一个皮肤白皙、貌若美妇的汉人文臣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

此人名叫崔浩，出身于河北著名大族清河崔氏，是三国时曹魏司空崔林的七世孙。

其父崔宏，自幼就有冀州神童之称，曾先后出仕前秦、后燕，在当时名声很大，北魏占领河北后，他又深得拓跋珪器重，先后担任黄门侍郎、吏部尚书等要职，被封为白马公。

和父亲相比，崔浩的才学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诸子百家到阴阳五行，无所不通，从琴棋书画到诗词歌赋，无一不精。

凭借显赫的家世和出众的才华，崔浩很早就出仕了，在拓跋珪的身边担任著作郎。

拓跋珪晚年疯狂暴虐，很多近臣都对他避而远之，只有崔浩依然跟随在他身边，一直兢兢业业，从不懈怠。

拓跋嗣继位后，他被提拔为博士祭酒（国子学最高长官），经常为拓跋嗣讲课。

拓跋嗣喜欢阴阳术数，正好崔浩在这方面很是精通，便经常为他答疑解难，很是灵验，因此拓跋嗣对他极为信任，各种军国大事都要与其商量。

这次，崔浩先是对局势进行了这么一番分析：刘裕早有吞并秦国之心，如今姚兴已死，姚泓懦弱无能，内部又纷乱不已，刘裕趁机伐秦，志在必得。如果我们发兵切断他的进军路线，他一定会迁怒于我，转而渡河北侵，那我们岂不是成了秦国的挡箭牌！如今柔然时常侵扰我们的北部边界，国内的收成也不好，到处都在闹饥荒，如果再与刘裕为敌，大规模发兵南下，那么柔然肯定会乘虚而入，我们就会陷入首尾难顾的困境。

随后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我看我们不如借道给刘裕，不要阻挡其西上，然后出兵控制他们东归的道路，如果刘裕获胜，他一定会感激我们；如果他败了，那我们也不失救秦之名。为国家谋划的人，应当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怎能为了一个女人（指姚兴之女）而误了大事呢？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说话的分量常常是和他的地位成正比的。

正如我这样的loser即使戴正品的江诗丹顿腕表别人也往往会以为是假的一样，当时资历尚浅职位也不高的崔浩尽管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振振有词，在场的众多重臣却依然对此不屑一顾。

他们仍然强烈主张必须要出兵阻击晋军：刘裕虽然声称要西讨，但实际的意图却很可能是北进。如果我们借路给他，放弃黄河的防御，那岂不是成了开门揖盗了！

可能是觉得双方的说法都有些道理，最终拓跋嗣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他既没有发兵阻断黄河上游，也没有痛痛快快地借道，而是派老将长孙嵩率步骑十万驻屯在黄河北岸，严密监测并伺机干扰晋军的行动。

长孙嵩把自己的大本营放在了畔城（今山东聊城）一带，同时又派出数千游动骑兵，如影子一般跟着黄河中的晋军船只一起移动，对晋军的行为进行抵近侦察。

晋军的大部队中有很多运输后勤辎重的船只，由于载货量大，又是逆水行舟，只能依靠南岸的人力拉纤前进，有时碰上风大水急，负载过重的纤绳难免会断裂，导致船只失去动力，被湍急的水流冲到北岸—当时正值初夏，常刮南风。

如同性感美女会激发男人的某个与生俱来的反应一般，这种送上门来的猎物也马上激发了北魏骑兵那种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劫掠本能。

他们立即出动，一拥而上，将船上的货物劫掠一空，船上的晋军士兵则全被残忍杀害。

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多次。

刘裕火了，便派部队渡河反击。

但这些北魏骑兵的机动性实在太强—看到晋军上岸，他们立即就远远遁走，而晋军大多为步兵，想追也追不上；等晋军一撤，他们又马上回到了岸边，继续从事打劫工作。

刘裕对此很是头疼，怎样才能给他们一点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