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刘彻轮台罪己

==

汉武帝刘彻这般伟大的君主也绝非万能。外敌入侵，好办，征发民众抗击。贫民造反好办，依靠富人、官员镇压。富人、官员造反怎么办？蛊惑贫民对付富人、官员？在政治技术层面，这自然也是可以办到的。但蛊惑这一部分民众对付那一部分民众而自己从中渔利、最终赢得两部分民众的衷心爱戴，那需要极为高超、极为巧妙的政治手腕，更需要极为凶狠、极为野蛮的政治心理，刘彻还没有修炼到这种程度。他束手无策了，只有罢手，承认自己错了。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最后一次巡视东方，终于无可奈何地宣告：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回到长安之后，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派兵加强西域轮台的屯垦。原本可能打算不显山水地转变治国理政路线的老皇帝被逼无奈了，只好公开明确表态：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所谓轮台罪己，是将相联系的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说了。这是以皇帝诏令的方式正式宣布改变长期实行的治国理政路线—改弦更张；之前在泰山的谈话是罪己，后世合起来概括为轮台罪己。刘彻前期没有以民为本，后期也不打算向民众让步，最后的轮台罪己是被逼出来的。但又等于公开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政绩。就此而言，刘彻虽然集权，还不算太专制，且敢作敢当。史上治国理政路线错了的皇帝有的是，能如此公开向天下认错的似惟此一人。

对于加强轮台屯垦这件具体事，霍光执政后，又重新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在具体的边防军事层面，桑的这一建议可能还是必要的。反过来，可见刘彻改弦更张的决心。当然，也可见专制君主的随意，如此大幅度的政策转折，副作用必然很大。

近年来曾有质疑轮台罪己的真实性，恐是多疑了。甘肃人民出版社《汉简研究文集》中，《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1977年发现的菱形瓠（77.j.h.s:1）上有133字的汉武帝遗诏：“制诏皇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其中特别嘱咐皇太子：“善遇百姓，赋敛以理”。这里的皇太子，应该是指刘弗陵；赋敛以理，无疑是承认自己执政期间新增的赋税不合理，和罪己诏中的“糜费天下”、“苛暴”、“擅赋”是一个意思。

将历史典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记载结合起来看，刘彻应该是最终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位五十余年的老皇帝显然打算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画一个句号。史家也都认可这个句号。

班固给刘彻的最后评价是：“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说他改变了汉初形成的治国理政路线，为他惋惜；说如果不改变，一定会成为尧舜那般千古圣王。

司马光的总结是：“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卷）这是说他能公开承认错误、又托付得人，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才是刘彻在两千年来知名度较高的皇帝当中的特殊之处、或者说伟大之处。

还是需要强调，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并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安排的行动。局部的领导者自然是有的、留下姓名的也不少，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中可以肯定没有、就起义过程看也不像是有。整体上可谓是一次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安排的、仅仅是在共同利益、共同愿望驱动下的、不约而同的大起义。就群体行为效能而言，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安排的肯定不如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安排的。这一次大起义为何能取得如此成效呢？就是因为有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共同愿望，而且是较为具体的共同利益之上的比较明确的共同愿望—就是针对刘彻的重赋于民，甚至就是明确针对算缗、告缗。而没有能形成全国范围的组织领导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的独立性都很强，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性都很强。由于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所以能联合行动；由于彼此独立性太强，所以很难形成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这次大起义的突出特点，更是西汉功臣及其后裔的突出特点，待最后总结阶段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