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刘彻后期的农民起义为何如此特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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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不是一般的贫苦农民起义，而是功臣封君世家阶层为主的富裕农民起义、是60万汉军将士后裔的起义、是西汉功臣当中中小功臣后裔的起义。他们在长期优惠政策顶推下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导阶层，又是富裕阶层，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他们手中。刘彻重赋于民、征收财产税，自然是哪里富裕就将重点放在哪里。无论有意无意、无论事实上还是逻辑上，主要对象都只能是他们，经济上等于取消了他们享有的长期优惠政策，政治上等于否认了他们的前辈打江山的功劳，自然会引发普遍不满。在君主社会，前辈打江山的功劳、一般都是功臣后代享有特权的基本根据，功臣后代也就都要比前辈更加重视前辈的功劳，越到后来越是重视，甚至会形成普遍的神经质的表现、哪怕是极其轻微的不规范言行都会被解释为蔑视、否定前辈打江山的功劳并引发极为强烈的报复。刘彻的举措是实实在在的否定，必然引发强烈报复。
第二、不是后世那种编户齐民的小家的、需要聚集过程的起义，而是以封君世家大族为单元的“大家”的、本身就是有组织的、相当于一支军队的起义。不是从小到大的星火燎原，而是一开始就很大的燎原烈火。当时社会结构已经回归了以“大家”为基本单元的小集体社会，农民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封民，他们不起义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普遍起义。
第三、他们的反抗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最初的表现是，“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史记·平准书》）。这样以吃好的、穿好的来表示不满的民，自然不可能是一般所谓贫苦农民。其中逻辑很明白：与其让你搜刮而去，不如老子自己吃了、穿了。这种形式的反抗可能相当普遍。直到数十年后、汉宣帝时，耿寿昌建议增收海租三倍，御史大夫萧望之陈述反对理由时还曾提及发生在这一期间的一件事，“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汉书·食货志上》）。这是说，刘彻在位时朝廷增加海产品税，大海里的鱼就不出来了，渔民也就捕不上了；朝廷自行组织打鱼，鱼就更不出来了、渔民就更捕不上了；直到把打鱼的权力还给渔民，鱼才又出来。咱们历史上居然有过政治立场如此鲜明又熟谙人情世故的鱼，真令人称绝，又令人心酸。曾经有人提出两宋以后咱们中国对于全人类有贡献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少的问题，原因或就在这里。
第四、起义不是打家劫舍而是保卫家园，不是为了攫取财富而是为了保卫财富，不是为了推翻朝廷而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起义的直接目的，最初可能只是为了形成一个避免缴纳新增税赋的局面，例如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为此而不惜采用武装起义的手段和朝廷周旋。起义的具体形式甚至可能只是首先宣告起义、类似后世宣告独立的意思，亦即宣告自己已经不是朝廷的编户齐民、也不是某个封君的封民，不承认官府的管辖，也就不再承担朝廷税赋徭役的义务。地方官吏如果聪明、不再征缴税赋徭役，一般也就不再有激烈的行为，双方相安无事；地方官吏如果糊涂或死心眼，那就会攻打郡县、杀戮官吏，以明显的敌对状态达到拒绝承担税赋徭役的目的。
174刘彻后期的农民起义为何如此特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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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看这次起义，确实有效抵制了重赋于民、官营经济的沉重盘剥。起义的这一目的，极可能是一开始就达到了。而起义的长期化，又是需要长期保持这个拒绝缴纳税赋的局面。但这个政权毕竟是他们自己的政权，他们不是要推翻，而只是希望能换一个代表。所以，起义的规模很大但又不甚激烈，反对皇帝却又同情太子。
第五、起义军和地方官府普遍联手。刘彻重赋于民，不仅对缴纳的民众是沉重负担，对征缴的官吏也是沉重压力。而这一期间的州郡县乡，往往又是大大小小的封君世家的家。其中往往有后世难以想象的、好大一个家。郡县衙门的大小吏员一般都是当地世家子弟，郡县长官也大多是外来世家子弟，基层的政府治理和世家的家族治理往往是一回事。他们既是郡县政权的主体，又是社会主体，又是起义军的主体。在社会结构层面，三者往往是一回事。他们奉命镇压起义，就只能是应付差事。所以，形成了颇为奇特的政治现象：
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
这就有点起义军和地方官吏联手瞒上不瞒下、共同对付朝廷的意思了。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朝中高官、皇帝自然逐渐明白了其中蹊跷。所以，镇压起义就变成了设法对付地方官吏，并紧急出台了专门法律，但难以见效，反而导致“天下虚耗，户口减半”。
这个后世经常引用的“天下虚耗，户口减半”，值得多说两句。引用者往往有望文生义、当了真的。其实未见得。极有可能是起义军和地方官吏相互联手、有意形成的桌面上的、官方的数字，是一种特殊的瞒上不瞒下的结果。这个结论的前提无疑是各地方政府上报的人口统计数字。至于实际户口情况，到底是真的减少了这么多、还是有意漏报、少报，那就只有他们知道了，越是上级官府越是弄不清楚。西汉朝廷的主要收入来自人头税，“户口减半”就意味着各郡国应该上缴的人头税减半。人口少了，官营盐铁的销售配额自然也就得较少，朝廷收入就更加减少。朝廷的支出范围已经铺得很大，这个问题就更严重。老实巴交的丞相石庆被迫辞职，主要就是因此。刘彻或许明白其中原因，但他不是轻易认输、更不是轻易认错的人，认为自己的治国理政“路线”是正确的，又咬着牙坚持了十余年。朝廷内外因此而矛盾重重，后来年终上计的时候，各郡国的官员常常因为交不了差而被关押起来；应该是被关押的官员太多了，朝廷甚至不得不新建了专门的监狱。
近现代以来，古代起义被一概而论了：但凡起义就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就是贫苦农民起义。其实，古代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义，被逼无奈的时候都会起义；穷人会起义，富人也会起义；揭竿而起是穷人起义，毁家纾难就是富人起义。西汉这次起义就不是一般的穷苦农民起义，而是富人起义，是遍布全国的中小功臣后裔、封君、世家起义。
附带说明：西汉功臣的故事所以选择类似报告文学的体裁，而不是小说，原因到这里就比较明白了。自此往后，几乎都是群体性事件，在臣民一面、历史记载中干脆就没有主要人物。就故事性而言，自然就差了。如果要增强故事性，可以杜撰一个。思来想去，还是不杜撰的好，努力贴近历史，努力给读者朋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