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天家父子大战惨烈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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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父子大战进入收官阶段。皇帝展开全面整肃，主要步骤是：

—派人责问暴胜之为何阻止丞相处斩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被迫自杀。这是首先、立即警告各级官员，必须从严查处、不许殉情放纵。一般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杀鸡吓猴，刘彻不然，他选择杀猴吓鸡。这是刘彻的重要特点，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宰相级的高官，说杀就杀，暴胜之这样刚刚提拔上来更是说杀就杀。

—派人“收皇后玺绶”。卫皇后交出皇后符玺，选择了自杀。死后，尸体就搁在“公车令空舍”中，应该是某个宫门旁边的空房子。事后，才又“盛以小棺，瘗之城南桐柏”，临时葬在长安城南桐柏亭，只做了一个勉强能够认得出来的简单记号。这个奴婢出身的皇后还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后人只能眺望一个视死如归的美丽背影。古代史上，敢于明火执仗和皇帝武装对抗的皇后，印象中似乎就此一位。

史上皇帝的女人一人得宠而鸡犬升天的，几乎都会被归入红颜祸水一类、被世代唾骂；卫子夫是极少数例外之一，应该是当时就未遭唾骂，也就没有后来的世代唾骂。其中原因，或就是因为卫氏一门对刘彻重赋于民的政策都保持了一定距离，甚至是程度不同的抵制，太子刘据则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公道自在人心啊！

—以在皇帝和太子之间有二心为罪名，腰斩任安和田仁。其实，二心正好说明太子和这些曾经在卫青麾下的将领并未阴谋叛乱。否则，任安统领的是汉军常备精锐部队，怎么可能等着腰斩？刘彻已经昏了头。

—对在天家父子大战中坚定不移站在皇帝一边的马通、商丘成赐封侯爵，马通成为汉军主要将领，商丘成升任御史大夫、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太子逃亡，隐藏在距离长安三百余里的湖县泉鸠里，后不慎暴露行踪，在追捕中自杀。

—太子一家被杀的只留下一个尚在襁褓之中、刚刚两个月的太子孙，即后来的汉宣帝刘病己。

—太子门下的宾客、舍人，大战期间曾经出入宫门、即有可能跟随太子参战的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太子发兵谋反的、即可以确认参战的，一律按谋反罪处以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太子胁迫的、即有证据证明曾经在太子一方参战的，一律放逐敦煌。这最后一种情况的数量可能很大，或是后来敦煌阶段性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站在太子一边的，杀；没有明确站在皇帝一边的，也杀。对于一般父子，同一人关系密切就等于和两人关系密切。但在集权专制体制下的皇帝父子之间一样有站队问题，站错队一样得掉脑袋。基本手段是“烧铁钳灼”、严刑逼供，导致“民转相诬以巫蛊；外连郡国数十万人”。这时西汉总人口应该还不到4千万，这个比例就很可怕了。

这一次天家父子大战绝非权力之争。是古代史上统治集团内部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路线”斗争；又是君主集权专制制度第一次在皇家父子关系层面表现出巨大的扭曲能力。

刘据无意之中成为了功臣封君世家的政治代表。功臣封君世家就必然希望、甚至是推动他利用特殊地位出面改变现状。这就是西汉社会几乎普遍同情、支持太子的原因。他们不是为了刘据，而是为了自己。刘据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了社会的支持，所以敢于面对皇帝老爹长期坚持不同意见，最终公开武装对抗。而对于太子的武装对抗，不仅太子少傅石德率先倡议，不仅卫皇后破釜沉舟坚决联手，不仅北军使者任安和丞相司直田仁等大量高级朝臣变相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然没有任何干系的壶关三老令狐茂、高寝郎田千秋事后仍然敢于打抱不平、仗义执言。这无疑是全社会各阶层普遍同情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太子刘据等于是为改变不利于民众的政策而舍身取义。

比较之下，刘彻的政策就更不得人心、社会形象就更加难堪。此外，便是中原各地已经爆发了大规模、长时间、极为特殊的农民起义，太子的武装叛乱客观上有内外呼应的可能。刘彻内心始终没有原谅刘据，原因或就是在这里。

自古至今有关记载、论述，大都给人刘彻事后原谅了刘据、甚至给予平反昭雪的感觉。其实没有。他只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摆出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姿态，在宫中修建了思子宫，又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这都是给人看的，是为了缓和社会情绪。事实上，他始终没有给太子、卫皇后平反昭雪，没有恢复相应地位、名义，更没有重新安葬，刘据唯一的孙子刘病己仍然一直关在监狱里，还差一点被杀掉。这哪里能说是平反昭雪？！所谓天下闻而悲之，是老皇帝成功忽悠了天下人、以至后世、直至当下。

后人形成这种印象，和《资治通鉴》的记叙关系很大。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却又持相反看法。《汉武故事》记载：“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上感寤，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杀”。司马光明确质疑这一记载，“上若赦太子当诏吏勿捕，此说恐妄也”（《资治通鉴考异》卷一）。这是说，皇帝如果真的是要赦免太子，那就应该通告天下不再追捕太子才对啊！怎么可能还有官吏更加紧急追捕呢？这可能才是司马光对此事的真实看法。《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的专用教材，司马光显然也没有全抛一片心啊。

天家父子大战，是西汉功臣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寻找代理人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努力。随着太子一方的失败，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大功臣维护自身权益的局面也前赴后继地改变为进一步向下寻求支撑、主要依靠中小功臣自身，并且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特殊的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