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彻将这件事情和政治需要联系起来了，特别重视。先是“遣使者诏郡发吏卒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然后是“移系魏郡诏狱”，类似指定异地司法审理；再后是由“廷尉杂治”。最后的决定，认为江充“忠直，奉法不阿”，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好比一个原本没有工作的上丨访丨户打赢了官司，在得到改判通知书的同时，还得到了一张任命通知书—被任命为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兼中直机关纪检委书记。这确实是刘彻的用人风格。

江充此人虽然未曾为官，但政治直觉很好。刘彻不大可能告诉他这一任命的用意，因为刘彻自己也不一定有很明确的主观故意。但江充似乎非常准确又非常坚定地明白了刘彻的用意。将这么一个舍得一身剐、敢把太子拉下马的人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还能是干什么呢？所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刘彻的姑姑、馆陶长公主乘车行驶御用驰道，被他截下。馆陶公主也不是好欺负的，说自己有太后诏书为根据。江充说那只是“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这话其实涉及司法解释权。但要否定江充的解释，就得找皇帝了，长公主显然是没有这个把握，那就只能是江充说了算了。堂堂皇姑只得无奈下车，车骑“尽劾没入官”。

皇姑不敢否定江充的司法解释，还有谁敢呢？从此，相关诏令的解释权就归江充了。执法者负责司法解释，自古以来就很可怕—他说谁犯法谁就是犯法，无从辩驳。古代中国的法治习惯中，司法解释一般情况下都在执法者掌握之中，所以容易发生冤假错案，发生之后还不容易平反昭雪。

随后是“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也被查获。刘据身居最高决策层，了解的情况更多，情知已经不能讨论法律解释问题，径直派人上门求情，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江充则毫不容情，反过来连太子说情一并上报刘彻。刘彻则高调肯定，“人臣当如是矣”。江充更加“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这件事情可能才是江充成为野心家的起点。此人可谓是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在赵高之后培育出来的又一个大野心家。他清醒地注意到了刘彻面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心理需要，决心将这个需要变成自己的政治机会，当然也能说是不避权贵、忠于皇上。他的办法是说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诅咒刘彻—巫蛊，并且越来越多，说社会不满情绪的原因不在刘彻，而在大家。

对刘彻而言，这无疑是很容易接受的解释。集权专制的皇帝必然是日理万机，犯错误的概率必然也随之增高，除非他真的是个神仙。更加刘彻的经济政策是从轻徭薄赋转向重赋于民，社会不满情绪自然越来越大。刘彻作为第一个成功集权专制的皇帝，也就第一次面临了成为专制君主的心理关口—百姓到底是刁民还是顺民？百官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自己到底是天才还是笨蛋？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所有成功的专制君主都必须跨过这一心理关口—坚定不移认为百姓本质上都是刁民、坚定不移认为百官本质上都是奸臣、坚定不移自己天生就是绝对天才，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成为一言九鼎、乾纲独断、唯我独尊、成就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那般天纵英明的伟大皇帝。

刘彻这一期间内外交困，内为疫病所困，外为普遍反对情绪所困。江充又说原因就是巫蛊，否则为何一直生病？于是，刘彻轻松跨过了心理关口，“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决定“以充为使者治巫蛊”，成立了以江充为组长的中央专案组，大治巫蛊。这个专案组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江充实际上势同三公了。

巫蛊之术，是以桐木制成小偶人，上书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祷告诅咒后埋到被诅咒者近旁，在当时认为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严重行为；包括背后朝人吐口水，也属于巫蛊范围。这本是后宫女人的小伎俩，江充借以酿成了震动朝野的政治，第一步就诬陷、处死了丞相公孙贺父子，还有刘彻的两个女儿和卫青的儿子。然后将矛头指向皇宫。

这时，刘彻长期住在远离长安的甘泉宫养病。江充担心老皇帝死后太子刘据继位对自己不利，便指使胡巫檀何欺骗刘彻，说“皇宫中大有蛊气”。刘彻遂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亲信按道侯韩说（韩王信后裔）、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江充选用了一批胡巫，其中包括许多被俘或来归的匈奴将士。他们先搜查和刘彻关系疏远的一些夫人，未见皇帝不满，立即就对皇后宫和太子宫下手。先指使“胡巫作而埋之”，然后再派人搜查，“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终于，在太子宫中“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江充公开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巫蛊之祸的政治目的大白于天下了。从始至终，并没有刘彻主观故意的直接证据。但事件的每一步又是经他同意、在他掌握之中的。如果一定认为是听信谗言、是误会，那就是他的智力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