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太子刘据的宾客到底是些什么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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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博望苑的宾客为何“多以异端”影响太子刘据？
刘彻和所有的皇帝一样，为太子选择的老师都是正人君子，所教授的又是道德文章、儒家经典，是如何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如何为政以德、垂拱而治。早期的、未经后世皇权至上理念改造的儒家经典，基本政治倾向本就可谓是“异端”，甚至可谓相当“异端”。正人君子+早期的儒家经典=刘据接受的本就是“异端”教育。
这其实是君主政治的执政理论和执政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在早期帝王教育中普遍存在。皇帝老爹大都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告诉儿子，儒家那一套是用来忽悠别人的，不能连自己一并忽悠了。在后来的汉宣帝刘病己一句“王霸杂用”点破之前，皇家父子之间程度不同都说不到一起，例如嬴政和扶苏父子、刘邦和刘盈父子、吕后和刘盈母子。只是刘彻父子感情更亲近一些、双方都毫无顾忌，不同意见也就表现得更充分、各自更极端一些，问题也就更严重。
更重要的是，太子的老师、伴读大都是功臣后裔。这是西汉建国以来就形成的小传统—并不仅仅是学问好就可以入选，还必须知根知底，得是自己人，得是自己人当中学问好的人、或是自家孩子当中念书好的孩子，才可以和皇太子一起读书、一起玩儿。汉初刘盈最早的伴读，就是张良和曹参的孩子。这种选人标准是一点就透的事情，只能是他们，而不可能是和皇家没有政治联系、没有历史渊源、不知根底的、只是读书好的一般读书人。
刘据的老师，有据可查的有如下几位：
—石庆，第一代功臣、刘邦身边工作人员石奋之子。
—庄青翟，第一代功臣、武强侯庄不识的孙子。
—石德，第二代功臣牧邱侯石庆之子、第一代功臣石奋之孙。
—赵周，父亲曾任楚王太傅，应该是汉初功臣当中无甚功劳的读书人，拒绝参加吴楚之乱被杀，他因父功封侯。
—周建德，第一代顶级大功臣周勃之孙。
—卜式，唯一非开国功臣的后裔，实际可谓刘彻自己的功臣，因前文论及的原因而封侯拜相，又因反对更加极端的经济政策而改任太子太傅。
“宾客多以异端进者”这个话，很容易将读者引入歧途，以为都是读书人当中那些容易头脑发热、容易热血沸腾、又容易忽略政治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不然，反倒几乎全部都是政治上非常可靠的自己人，是自己人当中学问好的人—功臣后裔、世家子弟中的学霸。所谓异端，是他们对刘彻重赋于民的政策不满，而不是对西汉这个政权不满。那是他们自己的政权，他们傻啊！忽略了这一点谈刘彻父子之争，就只能是皮毛、只能是蜻蜓点水。
共同的政治基础、可靠的历史渊源、知根知底的自己人，无疑就是刘据容易受宾客影响的主要原因。出事这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长期在朝参政、家中儿孙满堂，不是傻子，岂能不知道自己是和谁站在一起？岂能不知道自己是为谁说话？不仅如此，后来在长安城中和皇帝老爹全面武装对抗的时候，用以发动、组织、指挥数万队伍的领导骨干就是自己的宾客。这是太子刘据成为不同“路线”代表的关键，也是刘据敢于理直气壮代表不同“路线”的关键，更是刘据最终明火执仗坚持不同“路线”的关键。明白这一点，可能也是理解西汉中期、武帝刘彻至宣帝刘病己之间近百年政治的关键。
从很小在皇帝面前就什么都敢说+期间丞相都谨言慎行、不敢说话+功臣子弟出身的身边宾客的长期一致影响+理直气壮和皇帝老爹意见不同=刘据成为皇帝跟前唯一的不同意见代表。
自两汉至两宋，君主政治运行的公开透明程度和规范性远远超出后世想象。欧洲话语中的宫廷政治等同于秘密政治，但在中国、在两宋以前，肯定不是，朝廷政治运行的公开程度令后世吃惊。
于是，刘据在朝廷内外这种特殊性，几乎是同步为长安城中吏民知晓，进而很快就为天下人知晓。
166刘彻父子二人成为两条不同“路线”的代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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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彻父子二人不知不觉中、无意识间成为了两条不同“路线”的代表。（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刘彻、刘据、卫青、卫子夫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当丞相已经很难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太子的不同意见自然就会突出、会被放大，会成为猜测和担忧。太子身后自然有皇后，如果仅仅是一般的皇后也不要紧。卫皇后的弟弟是卫青；卫青长期担任位在丞相之上、兼掌文武的大司马大将军。如果是一般的大将军也不要紧，西汉以至东汉的国舅爷大都担任大将军。但卫青这大将军是汉军数十年不打仗之后、又统兵打仗数十年的大将军。西汉一般实行非军功不得封侯的制度。这就意味着，除世袭侯爵和极少数因担任丞相而封侯者之外，刘彻在位这数十年间赐封的侯爵，大都又是卫青的部下，甚至是卫青部下的部下。粗略统计，卫青麾下将领被封侯的9人、位至将军的14人，位至两千石的成群结队，刘彻丞相当中的李蔡、公孙贺，就都曾经是卫青麾下。卫青的力量不仅在军中，早已扩散至朝廷各部门以至郡县。如果将太子的不同意见和这种政治力量格局联系起来，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刘彻肯定是考虑到这一层了。他的办法很是耐人寻味—通过卫青给卫皇后和太子捎话。这如果看做让舅舅给姐姐和外甥带话，自是正常不过；但如果视为让小舅子给自己老婆、孩子带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刘彻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卷）
这段话对于理解西汉政治变化很重要。但仅见于《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均无。然《汉书》中类似话语又颇多，例如“庶事草创”，最少有3处提及。《资治通鉴》的作者们应该另有出处。
首先，刘彻清楚自己“变更”了汉兴以来的“路线”，并且认为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但又明确认为只是阶段性的、临时的，如果长此以往就是“袭亡秦之迹也”。换而言之，这是说，后世将他视为千古一帝的那一系列举措和成就，在他看来都是“袭亡秦之迹也”。如此说来，此人可谓一肚子明白，这或许就是《资治通鉴》记载这一段话的原因。
其次，这既是让舅舅给姐姐和外甥带话、希望老婆和儿子能够理解自己，也是对卫氏一系讲话，希望卫氏一系能够理解自己，更是直接对卫青讲话，希望卫青放心。也就是说，他不仅认为儿子不大理解自己，也认为老婆和小舅子不理解自己。在皇帝这种特殊多妻制的小环境中，每一后妃及其兄弟就是一个天然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利益集团，他们对皇帝子女的影响往往大于皇帝。因此，太子刘据持不同意见，意味着卫皇后、卫青在内心、在本质上也是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对这一点可能心照不宣。刘彻这番话就等于是要求卫氏一系理解自己、继续支持自己，也明确向他们许诺、不会废立太子。
但对卫氏而言，这已经是相当明确的危险信号。
卫青的反应是“大将军顿首谢”。礼仪规定，三公和皇帝在朝堂上都是坐而论道；见面和离去时当然要行礼，但皇帝也要还礼，并不是后来那般丞相动辄五体投地。这里的“顿首”，就有点像是规定动作之外的自选动作了，是伏地叩首，是简单的，又是正式的跪拜礼的一种。两人说着话好好的，皇帝说了这番话之后，卫青突然离席而“顿首”，是明确表示自己听明白了；皇帝姐夫不仅是让他传话，也是说给他的，是在政治上打招呼，所以需要以“顿首”表示“谢”。这里的“谢”，在当时、在大多数语境中是谢罪的意思。
皇后卫子夫则立即就听明白了这番话。毕竟数十年夫妻，她的反应更加正式—“闻之，脱簪请罪”，第一时间就前往面见皇帝丈夫、当面请罪。卫子夫住在未央宫，刘彻一般情况住在建章宫，请罪应该是步行前往。两宫虽然挨着，对于步行，距离就不短了。她应该是以皇后的全套正装前往，然后面对皇帝将标志皇后身份的全套头饰逐一摘下。皇后脱簪，是上古宫中的传统礼仪，标志主动请辞皇后，说明卫皇后意识到了问题严重，以这般姿态慎重认错。其本意，自然是请皇帝丈夫放过自己的儿子。
知夫莫若妻，知妻莫若夫。他们双方，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