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文景两朝与武帝一朝抑制兼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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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一朝一再减免田租，在实际效果层面、主要的可能就是缩小了汉属郡县与诸侯封君的税赋差距，甚至不排除就有这样的动机。这就有点鹜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意思了。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得到这种好处的情况多乎哉？不多也。

文景两朝减免赋税徭役，类似在竞争中主动降价、缩小双方价差。就价值取向而言，可以归类为依靠市场解决问题。这种办法显然是有效果的，文景两朝的兼并总体不甚要紧。为何老百姓能够得到这种好处的时候不多呢？历代皇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依靠市场解决问题，而是依靠行政权力解决问题。

这便是文景两朝与武帝一朝抑制兼并的主要不同。

汉武帝刘彻时朝廷开支激增，减免税赋徭役的办法自然就不能用了。相反，还得重赋于民。重赋于民，编户和封民之间的经济负担差距自然迅速恢复且猛烈增长，兼并自然也迅速恢复且猛烈增长。武帝一朝的兼并突然严重到了朝廷不能忍受的程度，就是因此。

朝廷于是推行盐铁官营等等其他各种增收手段。最后不行了，兼并越来越严重，直属朝廷的户越来越少，朝廷只得舍户而征财产、开征算缗（财产税）：每2千钱1算，1算120钱。不论户、也不论一户有多少人；只论财产、每2千钱征收财产税120钱。

刘彻抑制兼并不是一句话，主要就是这个手段，是双方博弈的结果。这是刘彻一朝社会关系最终全面紧张的直接原因。

吕思勉对此有毫无避讳的批评：“盐铁、均输、酒酤、算缗等政，皆藉口于摧抑豪强，然其结果皆成为厉民之政，则以自始本无诚意，徒以是为藉口也。”（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608页。）这真可谓诛心之论，明确将抑制兼并视为厉民之政，是真正站在老百姓过日子层面的公道话。

武帝一朝抑制兼并最为凶猛，兼并也最为严重。田余庆认为：西汉的“豪杰役使”、人身依附关系自汉武帝开始进入显著发展阶段（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这一时期的兼并，主要就是土地和人口以种种形式向封君“大家”集中，以抵御朝廷的重赋于民。

西汉这种兼并，是中国特色的、世家社会特有的现象，用欧洲理论不大好解释，有些明显矛盾的现象也就只能长期视若不见。例如荀悦所谓“官收百一之税，民收泰半之赋”（《汉纪·孝文皇帝纪》），引用极为广泛。这里的民自然只能是豪民、即诸侯封君。诸侯封君如果向自己的封民征收超过50%的田租，朝廷直属的编户齐民享受着朝廷1%的田租，又怎么可能自觉自愿成为诸侯封君的依附民？兼并又从何而来？老百姓傻呀？！或诸侯封君强力掳掠？朝廷傻呀？！西汉米价最低的时候每石4-5钱，单产大概1石，二百钱相当于40-50亩的产量，大约占一夫百亩的一半。荀悦这个结论或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这种情况肯定存在，但只能是个别情况、极端情况，整体上不可能和兼并同时存在。

认为西汉的兼并是中国特色、世家社会特有，是说这种兼并并非只是兼并土地，而是土地和人一起兼并，甚至主要是兼并人。就被兼并一方而言，是穷苦平民卖身为奴，还有不太贫苦的农民带着自家土地投靠成为田客、依附民，主动选择为“豪杰役使”，以规避朝廷税赋徭役。就兼并一方而言，是大大小小的封君、世家将朝廷的编户齐民及其土地收买或接纳成为自家的奴婢、田客、依附民。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不是任何一方的强制行为而是自愿行为。兼并的原因也就不在买卖双方，而是朝廷的税赋徭役太重，这才是西汉兼并难以遏制的真正原因。

换而言之，西汉不仅有孝惠高后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也有武帝时期的重赋于民。自然，在兼并中唯一利益受损的就是朝廷，所以朝廷竭尽全力抑制兼并。

相应，西汉主要的经济问题也就不是发生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剥削，而是发生在世家和朝廷之间的兼并。

在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博弈过程中，诸侯封君世家又本能地努力寻找新的政治代表，希望武帝一朝也能出现孝惠高后文景诸朝那样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大臣、为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