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刘彻的经济政策是竭泽而渔、重赋于民

刘彻的经济政策上总体可以概括为竭泽而渔、重赋于民。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武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一是全面突破法律规定“律外而取之”。

《文献通考》的注释中概括谈到这个问题，“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文献通考·田赋考》）。

律外而取之，并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乱摊派。后世所谓乱摊派也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还能摊派下去，那还有政府吗？!

刘彻一朝的赋税徭役都有皇帝和朝廷的正式文书，是完全合法的。所谓律外而取之，是说全方位突破了原来的田租三十税一、人头税七岁起征等各项法律规定，在原有法律规定之外重赋于民。

二是开征财产税。

刘彻重赋于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算缗、告缗。算缗，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征财产税；告缗，是以检举揭发为主要手段征收财产税。“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堪称恶税、苛政。

有学者认为仅仅针对商旅之家，恐有问题：

—仅仅商贾之家，如何能够得民奴婢以千万数？西汉人口高峰尚不足六千万，这必须是包括所有中家以上才有可能。

—财产税是以家庭财产为计税根据的，同样数额的家庭财产，如果对商贾之家征收财产税，非商贾之家则不征收，实际操作中如何区分？且一般小土地所有者多收了三五斗、到集市上卖出，算不算商业行为？实际操作中又如何区分？

所谓告缗，应该就是因为实际操作困难而推出的办法。最终的具体操作，只能是不分士农工商，一律以家庭财产为准，所以才会形成中家以上大率破的结果。这里的“商贾中家”之间，似应该加一顿号，指商贾之家和所有中等收入以上之家；否则就是指中等以上商贾之家了，更不可能。而这时的中家以上，就是中小功臣繁衍而来的封君阶层。刘彻的重赋与民的对象，是且只能是他们。这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刘彻大概没有想到，后世论者或也没有想到。

更为典型的恶税、苛政是人头税，“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汉书·贡禹传》）。原本每人20钱，后又加3钱；原来7岁起征，刘彻改为3岁起征，等于加征4年。每个幼儿23×4=92钱，就能导致溺婴，又可见平民家庭平时的经济状况。这92钱就有点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刘彻，不是一般的重赋于民啊。后世，对于这一时期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不是一般的忽略啊。

三是盐铁官营。

对盐、铁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官营制度，核心是官产官销，寓税于价。其中食盐一项，官盐售价相当于成本的十倍。开创了这种隐蔽的、非公开的、极为恶劣的收税模式，国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也剥夺了原来属于民众的经营权。更为重要的是，率先破坏了远古以来朝廷不与民争利的传统，破坏了长期稳定的国家和民众的经济关系，朝廷不仅以国家权力经商、不仅与民争利，更为贻害久远的是寓税于价、蓄意混淆税收和利润，以税收的名义牟利，高利盘剥民众，冠冕堂皇的朝廷悄无声息变身成为最大的垄断商家、最大的奸商，是典型的、空前规模的以权谋私。

从此，我国民众的负担就不仅仅是税费两项了。有些朝代，税费、尤其是田赋可能很低，但朝廷从官营经济中攫取的超额利润可能很高。我国古代财政所以能够支撑庞大的国家和奢侈的朝廷，就是因为民众在名义税率之外这种超额贡献，类似于经济学上的超额利润、超经济剥削。后世扯着嗓门歌颂刘彻的时候，就是有意无意忘记了这一点。

四是抑制兼并。其实质是以国家权力禁止老百姓趋利避害、自寻活路。随后专门讨论。

上文特地说明了刘彻九项经济政策的出台顺序，再结合相关史料略加分析就能明白，他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什么逻辑，就是朝廷没钱了、想尽办法弄钱而已，就是竭泽而渔、不择手段搜刮民财。顾颉刚先生有一段话概括的很是明白：“武帝之世正值汉家全盛时代，先朝积蓄了六七十年的财产，给他在五十年中郊祀、求仙、巡狩、封禅，加以四方征伐，花费个干净。用尽之后，只得立下许多苛捐杂税，维持他的奢侈惯了的生活。因此弄得人民筋疲力尽，盗贼纷纷起来，再碰着荒年，竟至赤地千里。”（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根据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再版，第28页。）这一番话的每一句都有根据，但还有一层没有说到。

始料未及的、长期而巨大的军事财政压力，是刘彻集权专制的直接原因。由于汉初长期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影响，推行重赋于民就很困难，那就无可奈何了、必须依靠强大而集中的权力，哪里还能无为而治呢？！这是逆反心理之外的又一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刘彻的集权专制就由此形成。不是人办事，更不是人根据政治主张办事；而是事办人，事情把人逼到这条路上来了。这并非为刘彻开脱，确实如此。

刘彻很快成为集权程度、专制程度都很高的特殊皇帝。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尤其是最高统治集团成员、特别是第二把手，都极为痛苦地品尝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