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死后，他掌握了皇权，但又不放相权，无意之中成了西汉第一个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皇帝。且他奶奶专制而不集权，他则既专制又集权，就成为西汉第一个既专制又集权的君主。如果考虑到秦始皇嬴政和隋炀帝杨广都只对付了十来年，他则稳坐皇位五十余年，之后西汉也还延续了百余年，那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集权的专制君主。

刘彻可能更没有想到，他这一下子也无意之中轻松颠覆了以明君贤相、以民为本、无为而治为主要内容的华夏文明的政治传统。

首先是明君贤相。

华夏文明政治传统的雏形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即每一部族成员共同选举最为贤能的人担任部族首领，区域部族联盟从中选举一位最为贤能的人担任区域部族联盟首领，全天下部族联盟再从中选举一位最危险能的担任天下部族联盟首领，于是有万古流芳的尧舜禹汤诸位圣王。西周以贵族制取代部族制，贵族国家的所有权以嫡长子继承制决定，但他们似乎意识到治理国家的能力不能通过血缘传承，于是就通过选贤与能的方式选举家宰、国相行使治理权，于是有光照古今的伊尹、吕尚、管仲、晏子诸位贤相。

概括为明君贤相。其实不大贴切。无论君相是否贤明，政治都是这样运转，其实是古典版的国家所有权与国家治理权分离，类似君主立宪的宰相制度。

最先破坏这一传统的是秦始皇嬴政，只是一闪而过。之后，刘邦、刘盈母子、刘恒、刘启母子都是本能地继承明君贤相制度，对政府治理不满意只是设法换丞相，极少越俎代庖、自己上阵，或是没有想到、或是知道自己更不行。

最先将皇帝和丞相一肩挑、成功破坏了这一传统并严重影响后世的就是刘彻。从前往后看，一塌糊涂；从后往前看，千古一帝。对于后世两千年的专制君主而言，秦始皇嬴政其实是个失败的榜样，他才是成功的榜样，堪称千古一帝。

其次是以民为本、无为而治。

他奶奶建元六年（前135）五月二十六日去世，八月份两路大军便从豫章和会稽分别出兵闽越。两个月时间，国家大政方针翻了烧饼。考虑到交通通讯条件，极有可能是一朝权在手就立即翻烧饼。同时，又开始全面准备对匈奴的战争。不到两年之后的元光二年六月，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一直打到前89年轮台罪己结束，然后于前87年去世。粗说打了50年，真不愧武帝。

刘彻实行了一条与汉初以来以民为本、无为而治全然相反的治国理政方略，班固概括为“外事四夷，内兴功利”。

外事四夷。向南吞并东南、岭南、西南百越；向北遏制并击溃匈奴侵扰；向西开拓西域诸国；向东征服朝鲜。

内兴功利。重点有三：一是长安城里的宫殿建设，后世常常说起的西汉皇宫建筑，长乐未央两宫和长安城墙之外，其余大都是这一时期搞起来的。二是城外的三百里上林苑，规模空前绝后。后世所谓皇家林园，除杨广的二百里西苑，其余大都只相当于这里的一处景点。三是他自己的茂陵，期间少府收入除日常开支外，基本都用于此。他的大兴土木，不是一年、几年、十几年，而是将近半个世纪。近现代以来比较突出他开疆拓土，忽略了他带给全社会的痛苦。但古人不同，很重视。东汉郑玄注释《诗经》，都忍不住捎带了两句，“汉之孝武，疲弊中国，甘心夷狄，天下户口至减太半，然后仅开缘边之郡而已”（郑玄：《毛诗正义·清庙之什》卷二十之四）。司马光则明确概括为，“以宫室罢敝天下”（《资治通鉴》第十二卷）。公允而论，古人比较客观，近现代人则失之片面了。

客观看待刘彻外事四夷，有两点应该是始料未及：一是没有想到会成为长期战争。他最初的打算很显然是马邑之谋一战解决问题。可战争是双方的事情，有效控制战争需要极其老练的政治高手。他这时候还不行，完全是新手、外行，打着打着、打成了四十多年。二是没有想到巨额财政积累在长期战争面前根本不经用。他原来可能觉得仓库里东西很多，没有想到在战争这个巨大的烧钱机器面前只是杯水车薪，很快就出现了军队后勤保障困难，“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甚至到了不能及时发放兵饷的地步，“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相应，刘彻对于战时财政问题显然也没有预案。为了应付巨量内外支出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先后推出了增收口赋、币制改革、盐铁官营、朝廷垄断商业经营、垄断货物运输、酒类专卖、开征财产税、大规模卖官鬻爵、实行赎罪制度共九项政策，完全被动地、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全面、长期增加百姓负担的道路。（这里叙述的顺序就是当时政策出台的顺序，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可见事先完全没有通盘考虑。）

事情开始的时候，刘彻刚二十出头、又不重视丞相意见，考虑不周情有可原，外事四夷一时停不下来更可以理解。但整个社会已经不堪重负的时候，不仅百姓负担沉重，朝中高官的生活也比较紧张了，他的内兴功利、包括巨大的茂陵也依然长期坚持，就太不应该了，缺乏起码的同情心。

刘彻颠覆了以民为本并非就是以国为本，而是以君为本、以他自己这个皇帝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