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刘恒是个好皇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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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恤鳏寡孤独。

刘恒抚恤鳏寡孤独不是一般的号召，更不是作秀。元年三月，第一次明诏天下：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

诏书既下，又追加一道，严厉批评抚恤工作中的官样文章、不正之风。这道诏书很有意思：“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你去慰问，什么东西也不拿，岂非空头人情？！还有拿陈米当慰问品，难道是真心敬老？！随即制定专门法令，“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从此，西汉实行制度化的、全国范围的抚恤鳏寡孤独政策，且长期坚持。中华文明敬老、养老、逢年过节慰问老年人的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以身作则，严以律己。

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曾经想造一座露台，工匠计算需要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作罢。

在位23年间，不是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干脆就没有兴工动土。后世哪个朝代还有这样的皇帝？！

—开创考试制度。

在刘邦率先察举人才的基础上，刘恒曾经两次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其中文帝十五年（前165）的一次有详细记载，亲策诏书极具个人特点和风格：

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这是在察举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以推动公平。开头一段话是必要性，说自己虽然已经当了十多年皇帝，也还是不够格，又说自己水平不高大家都知道，因而需要大家帮助。接下来“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是享有察举权力的高级官员。“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是3条察举标准。“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是4道考试题。“朕亲览焉”，主考官就是皇帝本人。“兴自朕躬”，这件事和考试题都是皇帝自己提出的。这一期间，正是刘恒和张苍闹别扭、朝中无相之时。刘恒虽然没有自己的政治队伍，但有很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他自己的政治需要和无权无势平民百姓的政治需要就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了，此为政治进步。

参加这次考试的有百余人。最后被录取为高第的一人，即当时担任太子家令的晁错，由平阳侯曹窋等五人推举，后被提拔为中大夫。

这次考试，或可以视为史上第一次科举考试，又是第一次殿试，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较为规范的考试方法选拔人才。刘恒，可谓史上第一个主考官。晁错，相当于第一个状元。

—谦虚。西汉的皇帝大都比较谦虚，刘恒为其中之最。概括其诏令，对上天、对百姓、对皇族、对百官、对外族，都很低调。临终安排自己后事的诏书，可谓典型：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秦皇朝规定天下臣民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等等。这是针对性的改革。）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皆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

开始两句是对生死的看法，相当达观，令人联想到唯物主义。其次是直接批评大操大办的厚葬之风。再次说自己不是个好皇帝，死了也不值得大家太伤心。然后是对丧事的限制性规定。再后说自己没有提及的，一律照此精神办理。最后是对霸陵的安排，一律使用瓦器，不许装饰金银铜锡；保留原貌，不许大起山陵。两千年前、一个古代君主，能如此对待身后事，中华曾经文明信哉不虚。对照后世、尤其是明清以下竭尽奢华、美轮美奂的皇陵，中华文明的倒退又毋庸讳言，令人无尽感慨。

刘恒的谦虚，功臣制约之外，刘邦临终将西汉政权定性为君臣共同打天下、共同坐天下，很重要—没有将后嗣君主引上歧途。开国君主如果将打江山完全归功于自己、神化自己，子孙就会变本加厉、包住自己、吓唬百官和民众。长此以往，就把子孙也忽悠了，会信以为真，进而以为自己继承了英明伟大的血统就必定英明伟大，无论英明伟大与否先就摆出一副英明伟大的架势来、贻笑大方。刘恒没有这样。他认为自己只是“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这或可以视为他对社会结构和自己位置的基本看法。且明确认为他这个皇帝是“托于天下君王之上”而不是天下郡县之上，可见前文对西汉社会结构及体制的分析，与刘恒的看法大体一致。

与仅仅认识到轻徭薄赋相比，认识到这一系列举措对于认识刘恒这个皇帝无疑更全面。而这些举措背后，就是对远古以民为本理念的回归、继承。

且将史家对刘恒的评语摘要如下：

司马迁：“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班固：“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司马光：“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资治通鉴》）

“后世鲜能及之”，应该是司马公纵论千余年皇帝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慨。从兼顾强国与富民的两面看，刘恒完全可以进入我国历史上一流君主的行列。但刘恒的历史知名度，远远不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乾隆。后来，赫赫扬扬不惜代价追求强国的君主日益多，孜孜矻矻自奉以俭关注民富的君主日益少，原因不仅在他们自身，或也和咱们这些草民百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