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朝其实是个长期处于暴力管制状态下的耕战营，内部实行严格的、全覆盖的通行证制度，丞相以下所有人未经官方批准都不得随便出行。刑罚也主要是肉刑—责打，不然就是关押、处死。老百姓只是粮食生产机器、打仗机器，动辄就会遭致种种刑法，所以称之为苛法。

刘恒把这两条都明令废除了。这又说明，自西汉建立以来，这些法令都还在继续实行。布衣君相们不仅没有废除，甚至还觉得不能废除。认为他们的政治进步有限，并非泛泛而论。

刘恒这一次废止肉刑实际效果也还不能算好，后来景帝刘启又改了一番才见到实效。最底层平民生活状况的名至实归的改善，自古以来就不容易。有些改善，只是嘴上说说，实际动作一点没有，纯属欺世盗名；还有些嘴上宣称改善，实际反而变本加厉、加重负担，令人难以置信。

秘祝制度是在保密环境下面对老天为皇帝一个人祈福。他下令改为公开为全民祈福，还专发诏令说：

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祈求老天赐福在今人看来或是扯淡，但在当时却是头等国家大事，秦始皇嬴政遍游名山大川主要就是为自己祈福。刘恒可能是第一个为百姓祈福的皇帝。

—广开言路。

刘恒曾经明发诏令：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谣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这是明确废除了秦皇朝以言治罪的法令。外出时，只要遇到拦车上书、喊冤，他都会停车受理。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长期坚持，很不容易。

有了以上两方面改变，整个社会就趋向宽松，上至官吏、下至百姓，各阶层成员就都告别了秦皇朝时期侧目而视、重足而立、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状态。

在古代政治史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看一朝一代的治理是否进步，看一个皇帝是仁君还是暴君，重点就应该是比较这些具体制度，是更方便百姓生活？还是更方便朝廷治理？

—赋役标准整体下降为传统水平的三分之一。

田赋，刘恒在位23年一降再降，曾经有12年免收全国田赋的明确文字记载；到景帝时稳定为三十税一。

口赋、即人头税，降低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劳役，由传统的每丁每年一月改为三年一月。

就降低幅度而言，在古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减负。整体水平，相当于夏商周三千年传统什一而税的三分之一。这应该是通盘考虑的结果，可惜提出者已经不可考。但免收全国田赋出自晁错建议，有明确记载。

对于刘恒的轻徭薄赋，中外学界都有认为仅仅针对于功臣封君阶层的。拙著《千古兴亡-破译君主社会朝代更迭的密码》一书中也有这般表述。在逻辑上、田赋确有可能如此，事实上也都有明确记载是针对“天下民”或“天下”，即以封君阶层为主体的土地所有者的。但口赋、劳役则不可能—都等于是人头税；而口赋、劳役正是西汉百姓的主要负担。这种误读，还是极左意识形态浸染太深，尤其是迷信机械的五阶段进化模式—不相信两千年前的皇帝已经能够如此体谅民生疾苦。退一步讲，便是完全针对功臣封君，也是史上较早的、少有的善政。西汉为什么能够？后世大多数皇朝为什么不能够？莫非两百余位皇帝当中就出了刘恒这么一个好人？！

—坚持和平周边政策。

刘恒坚持和平周边政策、再次和平收回南越尽人皆知，但往往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下边这个小故事是刘恒自己阐述所以然的：

高祖有天下，三边（匈奴、南越、朝鲜）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阸，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

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史记·律书》）

概括而言就是一句话：兴兵打仗对百姓有什么好处？高皇帝尚且不敢劳民，我更不敢逞这个能！

两千年君主社会历史上，这样的皇帝多乎哉？不多也。这件事情，刘恒个人的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功臣集团整体上虽然“俱欲休息乎无为”，但刘邦死后二十余年无事，国家小有积累，陈武这样一些人已经跃跃欲试。刘恒坚持“无议军”，对于继续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很重要。有了这一条，老百姓的负担才有可能真正降下来，才有可能真正与民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