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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周勃下狱—刘恒君臣再过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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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在诏狱中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是,“吏稍侵辱之”—狱吏小小欺负了他一把。他没有办法,但有钱,便“以千金与狱吏”。

这个狱吏显然是个老手,明白世上最公平可靠的交易是公平交易,便是权钱交易也得讲公平,否则一定出问题。他感觉周勃给的太多,但到了嘴边的肉、又实在不舍,便在牍版背后写了一行字,“以公主为证”,让周勃看。这等于是给周勃出了个主意,有点像是搭车销售,凑够千金、不再找钱了。牍版相当于狱吏随手用的记事本,那时纸张尚未发明出来。公主,即文帝刘恒的姑娘,嫁给周勃的长子周胜之为妻,狱吏提醒周勃可以让儿媳妇作为证人出面证明自己没有谋反。

这般招数周勃自己居然都没有想到,可见其不仅重厚少文,且也不大留心人情世故,真的是个老实人。

周勃入狱,满朝权贵、包括一起走过尸山血海的战友们无一做声,唯一公开找皇帝为他打抱不平的就是袁盎,当面说明周勃不是谋反之人。唯一书面规劝皇帝应该礼敬大臣、不应该将丞相下狱的,就是贾谊。可见刘邦奠定的“功人”领导“功狗”的格局很重要。他们都是自觉的人而不仅是自在的人。西汉功臣集团能够由功臣集团变身为社会主导阶层、由封君阶层衍生为世家阶层,稳定性和延续性超越所有的皇朝,社会结构的原因之外,这也是重要原因。

周勃获救,作用较大的是薄昭。周勃刚被抓起来,就把刘恒给他的封赏全部送给了这位国舅爷。二人认识较早。不过,那时是薄昭有求于周勃,现在反过来了。薄昭接受了贿赂,却一直等到很紧急的时候才去找薄太后说情。如同所有受贿者一样,精心显示了自己的重要。而如此对待曾经的恩主,不算厚道,也种下了祸殃。

真正救了周勃老命的是薄太后。老太太历经沧桑,是个厚道人;刘恒作为儿子,比较孝顺。后世往往用刘太公恭迎刘邦的事情证明皇权至上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其实只是特例,当时乃至后世相当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刘恒母子这样的。当了皇帝就不认爹娘、在爹娘面前摆皇帝架势,那还是人嘛?!刘恒在这一方面堪称榜样,无论为亲王还是皇帝,娘就是娘,儿子就是儿子。薄太后也就根本没有什么君臣之分,在她心目中,儿子当了什么,她就是什么的娘。

刘恒来请安,她抓下头巾就劈头盖脸砸了过去、很不客气地质问刘恒:“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这是提醒儿子,皇帝符玺当时就在人家手中,若有心谋反,何必等到现在!皇太后这番道理,不就是普通人家老娘的道理吗?这就是西汉的政治理念。皇太后也还是普通人家的老娘,皇太后也还和普通人家老娘秉持相同的政治理念,社会能不和谐吗?这也是西汉和后世不同的地方。

刘恒或本就没有打算动真的、只是要出口气,又已经见到了周勃的上诉,便对母亲说:“吏方验而出之。”回去便把周勃放了。

这一回,刘恒赢了。

周勃出狱后,说了一句话:“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这是周勃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公开话语。从法治层面论,或以为我国很早就是法治社会,贵为丞相、功高于世的大将军在狱吏面前也得规规矩矩,其实只是权治。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是一切行政行为、特别是司法行为制度化、规范化,便是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将人下狱,狱吏也不能随心所欲欺凌服刑人员。从君臣关系层面论,这和韩信临死后悔没有早点谋反类似,只是不知周勃能不能认识到其中联系。从个人素质层面论,周勃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实在有问题,岂能如此任人宰割?!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自己能力参差不齐—打仗能力很强,其他能力太弱,在大功臣、丞相团队中并不具代表性。

139薄昭赐死—文帝君臣三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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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太后在刘邦生前虽然不得宠,毕竟是皇帝的女人,该有的待遇都有。薄昭(?-前170年)就得益于此,少年即为郎官,17岁官拜太中大夫,中两千石、相当于郡守一级干部,和陆贾折腾一辈子的结果相当。至于皇帝,他姐姐还轻易见不上,他大概就只是曾经远远地瞄过几眼,但在宫外一定还是蛮威风的。刘恒即位后,又成为正经国舅爷,以外戚封侯、接任车骑将军,就不免嚣张了。类似暴发户,以为富贵之家就是天天大鱼大肉、餐餐高油高糖,很快就会吃出毛病来。周勃不仅是刚刚卸任的丞相、太尉,不仅是皇帝的儿女亲家,更是战功卓著的元老、功臣,是60万西汉功臣景仰的大神。他敢要周勃的巨额贿赂,还有谁的不敢要?!他应该已经忘记了当年向周勃打探消息时的情景。如此得志便猖狂的国暴发户,糊里糊涂把命丢了。(本小节引文出自《资治通鉴》的不一一加注。)

事情的起因是“将军薄昭杀汉使者”。杀了皇帝派去的一个传话人,大概是认为使者对他礼节不够周到。论罪,等同谋反。

刘恒“不忍加诛”。可有司按程序依法办理、逐级报上来,他只得按规定赐死。

薄昭不肯死,他“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派公卿去陪喝酒,说是让他们劝薄昭自杀。

薄昭还是不肯死,他又“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派群臣穿着丧服去哭丧,薄昭这才自杀。

这个过程中值得推敲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没有朝臣请求皇帝从宽发落。亦即,从始至终、根本就无人开口为薄昭求情。皇帝的舅父犯罪当斩、皇帝秉公执法决定赐死,满朝公卿居然没有一个人出面讲情,他们的大公无私、不徇私情是百分之百啊!

但刘恒策划这两次行动有可能包括了这种预想。第一次去的是公卿,即三公九卿、执政集团。这是皇帝让三公九卿去劝自己的舅父自杀!三公九卿、位极人臣、养尊处优,是劝人自杀的角色?!年轻皇帝也真敢忽悠人,后世还真有人相信。第二次去的是群臣,即俸禄在600石以上的朝臣,是倾朝出动。当然可以解读为逼其自杀,是否也包括了希望冒出某个朝臣开口相救的预想呢?

刘恒“不忍加诛”可以肯定。整体看,他的法治观念并不很强,宽严失当之处屡见不鲜,对和自己有关的人往往是能从宽就从宽。他的郎中令张武贪污事发,他的处理办法是自己出钱退赃、然后就不予追究了。还有一个身边工作人员犯罪当斩,他的办法是派出皇帝使者公开请求从宽发落。对舅父,自然更“不忍加诛”。有了“不忍加诛”的想法在先,之后的行动、在逻辑上是应该设法相救?还是应该派人劝其自杀?薄太后娘家人很少,就这么一个弟弟。对于和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唯一舅父,刘恒大概不是不想救,而是没人替他开这个口啊!

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朝臣开口请求皇帝从宽发落,从正面解释,无疑是大家都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皇帝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从背面解释,岂不就是大家都以实际行动坚决等着看皇帝杀舅父?!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君臣关系不仅出了问题,且已经相当严重。后世演绎成为大义灭亲,是出于对贪污贿赂的痛恨。西汉、尤其是前期,贪贿、尤其是贪污公款并不要紧,更没有成为倾向性问题。因为,西汉前期朝廷财政收入—不含皇帝少府收入—总数不足百万石,主要用于非功臣出身的官吏的俸禄,是量出为入、可丁可卯确定下来的,即财政收入和官员俸禄大致相等;贪污数额稍大一些了就会有人领不上工资。郎中令张武贪污的只能是少府收入、皇帝私费;朝廷的收入,他应该沾不上边。这样一来,皇帝不追究就又有点受害者不予起诉的意思了。略有不同。

整个事件中可以肯定是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皇帝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唯有薄太后。这老太太是唯一可以名正言顺要求皇帝从宽发落的人,却从始至终没有作声。两汉程度不同影响朝政的太后不少,这老太太尤其值得敬重。

这一回,刘恒虽然教育了周勃、却折损了舅父。他又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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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功臣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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