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贾谊入朝—刘恒君臣初过招（1）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18岁就“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任职河南郡。郡守吴公到朝中担任廷尉，又向刘恒推荐，被召为博士。（顺便提一句：贾谊出生至入朝为官这一期间，朝廷和各郡国还没有力量顾及公办教育，他的学问就只能是民办教育、家庭教育的成果，此中可见战国至西汉期间社会教育的稳定以及西汉初期恢复的速度。）（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贾谊传》的不一一加注。）

当时朝臣大都垂垂老矣，贾谊和刘恒都还很年轻、又只差3岁，共同语言可能较多。那时读书人几无拘束、普遍思想活跃，贾谊更是其中佼佼者，且涉及领域很宽，几乎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两条建议很快就吸引了刘恒：

一是建议分拆诸侯王国，又叫割地定制。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建议将诸侯王子孙全部分封为王、侯，一代一代分拆下去，地尽而至；诸侯王国最终就不可能有力量挑战朝廷。严格而论，这办法其实不能算是贾谊的知识产权。春秋时，晋国的六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晋侯，“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史记·晋世家》）。但六将军留下的是偶然为之的临时措施，贾谊留下的是系统性的办法和道理。

贾谊这一套办法没有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否定秦皇朝单一郡县制的同时，并没有退回到西周单一的封建制，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充实提高了西汉刚刚形成的郡国制，避免了单一郡县制统得太死、也避免了单一封建制放得太松的劣势，也就融合了二者的优势，既有助于巩固统一，也有助于社会发展。后来直至隋朝重新推行单一郡县制之前，古代中国长期实行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套折中性体制。自然，期间中华文明的辉煌，行政体制方面的原因也就在此。这是贾谊的重要贡献。隋以后，这一套办法被否定了，也就淡化了。

刘恒心知刘氏诸王对自己不服气，自然很欣赏这个建议并努力付诸实施。之后汉景帝刘启的“削藩策”、汉武帝刘彻的“推恩令”，都源于此。

咱们中国的郡县制伴随秦皇朝被淘汰之后又得以恢复并终于不可动摇、长期化，在理念层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在政治上，则出于刘恒一枝维护既得权益的需要，并非出于天下国家的需要。而没有郡县制就没有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伴随秦皇朝被淘汰之后又得以恢复并终于不可动摇、长期化，就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刘恒，并非只有以民为本、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一面，还有推动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得以恢复并不可逆转的一面。

贾谊不是功臣，年龄上只相当于大多数功臣的孙子辈，却因此而深刻影响了西汉政治乃至后世。

二是建议列侯一律“之国”。

这一条更是说到刘恒心里了，立即下诏：“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当时太子还不是皇帝嗣君的专用称谓，诸侯王、列侯嗣君都称太子。）明确要求列侯全部到各自的封国居住；在朝中任职的经皇帝个别批准后，可以派太子前往。按照这条建议，爵在列侯的大臣、包括丞相在内，都需要个别找皇帝审批自己的去向。这是要在冠冕堂皇减轻民众负担的口号下，大规模改组政府。列侯在长安都有住宅、平时都住在长安，是刘邦时候的规矩，既是优待功臣也是政治需要—搁在眼皮底下看着。刘恒资格太嫩，看见老功臣便不自在，就想撵远点—眼不见心不烦。这事情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到底怎样对君主制度有利，全看某个皇帝怎样高兴。

周勃明确反对，但还是作为皇帝诏令正式颁布了。这说明他的相权已经出了问题，又说明他不仅不擅长把话讲在当面，更不擅长把问题放在桌面上解决，而是习惯于在下面发牢骚、打小报告、搞小动作。当然，不是天生毛病，而是长期不善于表达而形成的习惯，是习惯成毛病。

于是，百余列侯谁也不动，引发了刘恒一朝第一次比较明显、严重的君臣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