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未尽事宜的背后是西汉功臣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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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读书，每看到这一部分便迷惑不解。既然请人家来当皇帝，为何又如此怠慢？如果到后世、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级官员一定是体己话说得让人张不开口、小殷勤做得让人插不上手，包括新皇帝的一些小癖好也一定体贴入微、考虑周到。越是高官越是如此，宰相级的大人物往往更是阿谀奉承的顶级高手。那样当然不好，把社会风气带坏了，且流毒久远。但如此怠慢似乎也不好，毕竟是皇帝啊。至于后少帝刘弘和他的三个弟弟是不是该杀，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如今白发苍苍了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恍惚那时的潜意识中就是顺理成章、很自然、应该杀掉的感觉。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人，潜意识中为什么就能理解皇帝杀人？为什么就认为小皇帝和他的三个弟弟该死？更为要紧的是，这种潜意识又是从何而来？又是怎样成为一个少年人的潜意识的呢？一念及此，不由打了个寒战。
随着年龄增长，再看先秦典籍和《史记》、《汉书》才渐渐感觉到，西汉功臣的表现可能才是中华古代政治文明的本来面目，可能才是上古君臣关系的本色。基本特征是独立性，臣是相对独立于君的，最少不是完全依附于君。
简略而言：夏商周三代社会结构总体沿袭远古自然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以小集体一般的部族、“大家”为基本单元的极扁平状态，君的本意就是部落首长，所有的部落首长都是君，每一个小村都有自己的君。如吕思勉所言，就是村长。但又必须明白，这个村长上边并没有乡长、县长、更没有省长、国务院总理管着他。天老大，他老二。所有的村长都是顶天立地，都是一般高，是最小的官又是最大的官。后世那样髙踞金字塔顶端的君主，还无法想象。（严格而论，这时的君并不宜理解为村长，尤其不宜理解为上级任命的基层官员。或许更接近小的群主，群主和成员之间是互相能炒的关系，群主能炒成员—踢出；成员能炒群主—退出。随着发展，说不定会更接近远古的君。）
此后出现了联席会议性质的部族联盟，例如虞、夏、商、周，就相当于后世的国家。但绝非朝廷，只相当于行会、协会、充其量是董事会；首长就相当于后来的国君，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但绝非皇帝，只相当于会首、会长、充其量是董事长。最初的国君都是兼职的，主要工作还是负责自己的部落。联盟的事情日渐增多，国君一个人忙不过来了，例如大禹治水，就需要找一些人帮忙，就出现了后来的百官，百官之首就是宰相。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君，又是请人来帮忙、不给工资，所以国君要行礼，即拜官，就是最初的君臣关系，是君有求于臣，而不是臣有求于君。中国古代的政治关系，大都发生过颠覆性的变化，这是一例。官员都有自己的“大家”，并不依靠为官生存、是帮忙性质，合不来的时候多数是臣炒君的鱿鱼，君炒臣的很少，概括为合则留，不合则去，就是站在臣的一方说话。咱们的史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在内，对这一段的记载都给人感觉当时已经是中央集权郡县制了，其实是封建。
后来“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官员成分发生变化、有了工资。但总体而言，官员或来自“百姓”或来自百工，或有自己的“大家”或有自己的手艺，大都还有自己的饭碗，在君臣关系中仍然比较主动。孔子家境平常、饭碗是民办教师，但也还能保持主动，年薪六万石的工作说辞就辞了，还满不在乎、得意洋洋。直到春秋战国，君臣关系基本如此。可以概括为，“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所谓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是说大臣的主要职能就是纠正皇帝的错失，否则就用不着你。
至于君臣关系整体的制度性的颠倒，成为以依附为基本特征，大臣的主要职能改为奉命行事+拍马逢迎，是秦皇朝建立之后出现的事情。
西汉功臣集团的特殊性就在于推翻秦皇朝之后恢复了远古的君臣关系、恢复了独立性。西汉的官员整体由大大小小的功臣而来，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作为大大小小的封君，有自己的土地和民众。经济上的独立必然催生独立的政治要求，这就是体现在白马之盟当中的、功臣集团和刘氏皇族明确的权力划分，他们在政治上也是独立的。吕氏掌握相权和兵权，严重侵犯了他们的权力，他们灭诸吕、选皇帝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也就无需讨好谁。这是西汉功臣集团和后来类似政治集团的不同，又是君臣共治与君主专制的不同。
西汉功臣集团的特殊性更表现为思想理念上的独立性。他们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独立判断是非、独立决定政治态度。这是西汉功臣集团非常重要的特殊性，没有人能够长期稳定左右他们的思想理念，那个时代的统治者、除嬴政之外也还没有人想到控制人们的思想理念；整个集团的政治态度是在人人独立判断是非的基础上形成的。功臣们的思想倾向大体相近，因为不是统一形成的，不容易达成绝对的统一也很难被同时动摇。这当然是经济独立性的延伸，但更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子式微、长期没有人说了算的自然后果。在非君主专制状态下，是正常现象。迷惑不解，反倒是不正常。好似自然生成的混交林，看上去七长八短不大好看，使用的时候也性质不同颇多麻烦，但任何一种病虫害都不可能同时毁灭它，生命力极其顽强。
西汉功臣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理念上的独立性，决定了成为封君、成为社会主导阶层之后的基本政治倾向，又决定了两汉文明的基本政治倾向。中华古文明当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由此而走向了一个发扬光大的阶段。后来官僚阶层渐渐趋向、并最终形成全方位的依附性，动辄五体投地、皇上圣明。那是马屁文明。中华文明岂能是马屁文明？！
130古代武装废立典型案例比较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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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诸吕”之类武装废立史上并不少见。一般都是事先推举、甚至强迫一个皇族成员为领袖，哪怕不知人事的婴儿也得找一个抱在怀里；不然便是事后赶紧跪在幸运的新皇帝脚下叩头请罪、等着封赏；或是干脆斩尽杀绝、改朝换代。西汉功臣这次则完全不同：事先干脆不要皇族成员领导，事后既不叩头请赏、也不改朝换代，而是将一直在皇宫里好好呆着的皇帝废了，从刘氏皇族成员中另行推选了一个人来当皇帝。（本小节引文出自《宋书·徐羡之传》的不一一加注）
如此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就又颇为少见。其本质在于：无论政治上还是理念上，皇帝和皇族都丧失了皇位继承的控制权和主动权。这是对君主政治的一大挑战，也是对后来君主政治的一大威胁。所以，灭诸吕事件的本质渐渐湮没在浩瀚史海中了。其实，无论是刘恒的继位还是“文景之治”的形成，功臣集团的作用比刘恒父子重要得多。与此前此后类似政治集团大不相同，他们在政治上是自己的主人。
后世类似政治集团中，比较典型的是大约6百年后南朝刘宋的徐羡之等人。
徐羡之（364年-426年），刘宋皇朝的开国功臣。开国皇帝刘裕临终，将17岁的长子刘义符托付给了以他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刘义符继位伊始就对朝政完全撒手，只是吃喝玩乐，将皇宫当作了游乐场。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心换皇帝。不仅不是努力架空皇帝成为权臣，而是因为皇帝不管事就要换皇帝，真不二忠臣。
刘裕七子。有人推荐了五子刘义恭，他不同意。感觉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也不合适，又先行废为庶人，以保证他选中的事业心很强、最有可能成为好皇帝的三子、宜都王刘义隆能够顺利继位。
计议停当，徐羡之动手废皇帝。四辅臣之一的老将军檀道济领兵在前，他和另外两位辅政大臣随行在后，杀气腾腾进入皇宫。刘义符头天晚上玩累了，睡在龙舟上。双方短兵相接，皇帝身边的二人被杀，皇帝的手指也被砍伤，才“扶帝出东阁，收玺绶”。这些虽然事情都是军士在办，但他们四人始终在场。然后，他们宣布将皇帝废为营阳王、前往吴郡居住。
后来又感觉作为营阳王对新皇帝还是有威胁，又派人将刘义符、刘义真一并杀了。刘义符力大，被杀的时候“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击之倒地，然后加害”。以这样近乎打架的方式杀皇帝，后世罕见。其中也可见双方的文明程度、文化水平。
将新皇继位的障碍扫除干净，徐羡之派人恭迎刘义隆来当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