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西汉功臣集团一大特征—总体有文化并崇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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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有文化并崇尚文化，在秦末各路义军中，是汉军一大特征，更是汉军最终胜出的重要原因。
对照范增在楚军、在项羽麾下的结局就能恍然大悟，楚军容不下读书人。而汉军，始终保持了总体有文化并崇尚文化这一特点。百余年后驻防居延前线的汉军燧长（相当于哨长，介于班排长之间），基本都“能书会计知律令”（参见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亦即，汉军的班排长都“能书会计知律令”。这个太厉害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需知，二十世纪国内战争的各方军队，一般都还不到这个水平，一个连能有一两个识文断字的就不错了—文书和指导员，班排一层很难做到。
萧曹之间“及为将相，有卻”（《史记·曹相国世家》），应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里代表大家说话的功臣，可能就是曹参。韩信之外，他的战功最高。这种问题、这种场合，功劳最高的不先开口，其余人哪里还敢做声？但二人又都可谓知道适可而止，萧何临终仍然推荐曹参接任；曹参接任后仍然继承了萧何的既定政策，传为美谈。
古代的文武之争，或就始于西汉。
之前廉颇蔺相如的将相之争，只是个别现象。西周以降，传统兵役制度并非常备军而是临时征发，每十户一乘战车，以大大小小的贵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组织起来，自家军队自家统领，大大小小的贵族—公侯、大夫、士—就是全军将士。那时官员尚不分文武，也就不会产生群体性的文武之争。直到春秋战国，官员还没有制度性的文武之分，文事武事都以贵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进行，都由大大小小的贵族领导。直到秦皇朝，将领一般都还是贵族出身、都是文化人，庶人、奴婢、文盲基本不能涉足其中。
史上第一批庶人、奴婢、文盲将领就出现在秦末各路义军军官之中，其中幸存者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但布衣可以成为将相，基本只是这一代人，之后和西汉的其他问题一样呈回归倾向，军队一般以世家封邑为基本单元，世家子弟自然就是将领。东汉比较明显，二十八宿大都是文化人。三国、两晋尤为突出，将领大都是率自家部曲起家，将士称为主公。他们一般都有文化，有些甚至很高，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甚至有周瑜那般音乐专家级的。南北朝时，南方的刘裕、北方的高欢是庶人出身、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数也还是世家子弟、文化水平较高的。
武将就应该五大三粗、以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为生，武将的概念就等同于粗人、文盲，并且以粗人、文盲自居，还看不起文化人，进而认为文盲最高贵、有文化的人很愚蠢，是宋元更迭之后的事情，是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几经融合之后的事情，且越往后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如同中华古文明一样，咱们留在历史上的轨迹也是异常清晰的由先进而落后。
文盲占多数的军队中，这个问题一般都比较严重。有文化的将领为了能合群，甚至会竞相以粗人自居。因为刘邦强力遏制，西汉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比较好的。文武之争虽然露头，并没有形成文盲功臣对文化功臣的群体性制约和压倒性优势，反而很快形成了文化功臣领导整个功臣队伍的局面。这对于西汉功臣集团的进步性、对于西汉政治的进步性，都很重要。
西汉功臣之家大都没有三世而衰或五世而衰，反而繁衍成为了长期稳定十余代、数十代的簪缨世家，超越朝代更迭而长盛不衰，其中相当一部分武将后裔成为经学世家、成为名垂青史的文化大家。最具代表性的是杨喜，他本人只是冲杀在最前线的汉军骑将，是肢解项羽尸身的五名小军官之一，而他的后人当中，就出现了被称为关西孔子的杨震，还有被曹操杀了的文化名人杨修。他们应该感谢刘邦的强力遏制、应该感谢队伍当中那些有文化的兄弟，将他们引领到了崇尚文化的道路上来。西汉功臣集团因此形成了又一个重要特征：以文化人、读书人为首并形成传统，读书人是稳定的领导核心。
但刘邦的明确态度和强力遏制，也无意之中导致了功臣集团的领袖断档。汉十二年二月，刘邦伤病已经无望时，和吕后之间有一次著名谈话：
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史记·高祖本纪》）
这个人选和顺序就是看谁的功劳最大、又看谁能够驾驭功臣集团，选择的其实是刘邦之后的功臣集团领袖。开始很明确，不必讨论，吕后也清楚，刘邦死后就是萧何；萧何死后就是曹参。这个顺序很清楚，没有异议，也没有疑虑。后来的进程也是如此。萧何死后，曹参闻讯即准备启程到长安接任汉丞相，就是因为功臣集团内部顺序太明确了、轮到他了。这是在刘邦主持下、大家共同排好的，没有人能插队，更没有人敢插队，只能是他。当然，这也导致西汉前期的文臣武将年龄严重老化。
再往下就有问题了。曹参死后功臣集团的领袖不明确。吕后所问，主要就是问曹参之后该谁。刘邦提出了陈平、周勃，却没有明确先后。这事有点可疑。刘邦岂是不敢在陈周之间断先后之人？刘邦在世，陈周之间一直就是有先后的、很明确。周勃指责陈平，就是出于对后来居上的嫉妒；对于绝大多数汉军将领，陈平都是后来居上者，周勃之所以敢于近乎公开的指责陈平，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有意见。
被刘邦压下后，周勃只是敢怒不敢言，甚至怒也不敢很明显—刘邦对诸将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而有效的。他内心的不满更只有一股脑儿倾斜到陈平头上。自那时起，两人再无公开冲突。但面和心不和，对立情绪可能更严重，也就很难合作。不能合作势必影响二人能力素质方面的互相弥补，无形之中也就放大了各自的缺陷。别人未见得没有类似缺陷，只是没有被放大而已，许多领袖就是因此而错失了人才。刘邦识人、用人的水平确实比较高，没有因此看低二人，一直还很重用，只是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能控制、调和二人矛盾。提名王陵应该就出于这一考虑。但汉军毕竟不是沛县民间社会，王陵更已经不是大哥，不能担此重任，自己反而早早退出了。
于是，曹参之后功臣集团领袖陷于断档状态。陈平和周勃谁也不能自动成为领袖，也就谁也很难制约吕后，反而还得竞相亲近、依靠吕后。吕后执政后期较为专断，临终又敢于孤注一掷做出那样的安排，这无疑是重要原因。
领袖断档，亦即无组织、无领导。这是萧曹死后功臣集团的基本状态。调解陈周矛盾，推出领袖，成为应对诸吕的当务之急。但这件事情本就属于领袖职能，在领袖缺位状态下，谁来担此重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