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周昌为何辜负重托？

首先是周昌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他能够制约刘邦的主要原因是刘邦和大家一样、讲的是同一套道理；没有想到吕后和大家不一样、讲的是另外一套道理。周昌已经很努力了，直截了当指出吕后“欲召赵王并诛之”，背后的道理是：普通人尚且不能随意诛杀、你怎么能诛杀王子呢？但吕后和他讲的道理是：你不知道我想杀他吗？为什么不给我送来？吕后显然已经不是当年跪谢周昌的皇后了，周昌显然也没有遇到过如此上司和如此道理，不知所措。

其次是赵尧的建议本身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他认为将周昌任命为赵国国相就能够制约吕后的报复、就能够有效保护戚夫人母子。在当时体制下、在刘邦这样的皇帝之下确实没有问题，但如果换一个皇帝呢？这是个刻舟求剑级别的错误。

刘邦接受了赵尧的建议，就也犯了一个刻舟求剑级别的错误。

周昌还是周昌，但吕后不是刘邦。

周昌能够强势抵制废立太子，赵尧乃至后世往往认为原因在周昌，其实在刘邦。

在君臣共同打天下、共同坐天下的基本政治格局中，功臣们理直气壮，能说话、敢说话。周昌兄弟在汉军高层中牺牲较大、也就是贡献较大，就更是能说话、敢说话。但必须的前提是，皇帝一定得买这个账。刘邦亲身经历了大家共同打天下的过程，甚至可能亲眼目睹了周苛被烹后剩下的森森白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买这个账，并且努力作为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如果是他，赵国的丞相公开指出皇帝这是蓄谋杀人、又三次拒绝让刘如意奉诏前来，可能也就真的算了。

但吕后不行，一定要坚持到底。为何？她没有和大家共同经历这个过程。她为何信任审食其而不信任其余诸将？她只有她那个小圈子的共同经历，没有整个汉军这个大圈子的共同经历。这是君臣关系中的一般现象，圈子很重要哦。当然，诛戮功臣到最后都是一个圈子里边的事情，但那是权力斗争、和这个事情性质不同。

刘邦死了，吕后不是刘邦，周昌还如何能保护皇子？！

刘邦没有意识到周昌只有在他这样的皇帝之下才有可能保护心爱的小儿子，他的托付在后人看来就太不靠谱、甚至可笑。刘邦若地下有知，怎一个悲字了得？！他如果还能够像战争年代那样咨询张良、陈平，应该不至于此。刘邦在和平年代昏招迭出，娇妻幼子都不能周全，疏远了重臣谋士、往往独自决策，肯定是原因之一。

由于吕后不是刘邦，周昌也就不是周昌了。

周昌没有能够保护刘如意，有两种可能：一是明知已经保护不了而只是作秀，试图保持自己刚直不阿的形象。二是试图努力保护，到了真的需要以富贵前程、身家性命为代价的时候，舍不得了、动摇了。综合分析，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他并没有以自己的动摇去换取什么东西。此后的经历、结局很简单，“昌谢病不朝见，三岁而薨”。

刚直不阿的周昌羞愧死了、窝囊死了。据科学研究，在影响健康的种种心理状态中，羞愧最为严重、足以致人死命。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有耻且格，不能是无耻之徒。

刚直不阿，和咱们这个民族世代崇尚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都是需要条件的。条件变化了，不仅刚直可阿、富贵能淫、贫贱能移、威武能屈，全社会甚至可能反过来崇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君主专制条件下，社会风气一般都是且只能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风气的放大版，社会风气出了问题是且一定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风气出了问题。

喜欢为古人作诗的南宋徐钧注意到了这一点，为周昌作诗就谈这一点：“廷争废嫡见操持，故仗刚强托爱儿。三召归来竟无语，此时何不更期期？”

这便是周昌人品变化留给后人的启示。如果吕后在位时间更长一些，那后人在吕后称制期间就可以看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五行志》）成为普遍现象。

所幸，吕后之风程度有限。吕后轻松杀掉戚夫人母子，并未因此就错误估计自己的力量，没有广泛株连、没有再搞出一个反太子团伙来；王诸吕则更非常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