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刘邦一生重大决策的60%以上缘自西汉功臣的大略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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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共治。

就史论史，西汉的体制已经不能说是君主专制而是君臣共治。在政治技术层面，与秦制相比，避免了过分集权的缺陷；与联盟制相比，避免了过于分散的缺陷。对于统与分的体制难题，是早期的一次成功探索。当然，没有统一的理论指导，也不是刘邦个人创造，而是你一言我一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自然形成，是合力，相对于合成谬误，可谓合成正确。换一句话，就是西汉功臣集体智慧的结晶。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西汉综述部分撰稿人、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其泰教授可能注意到过这个问题的，认为“汉初政治与秦又有根本性的不同”（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开元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刘邦称帝与秦始皇称帝“有根本上的差异”（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三联书店，2000年，第135页。）。两位都用了“根本”一词，应该不是偶然。

西汉体制的特征是君臣共治而不是君主专制，是分层自治而不是中央集权，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直到隋唐乃至两宋，在古代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是西汉布衣君相的这一套而不是秦始皇嬴政的那一套，中华古文明辉煌的制度基础在汉而不在秦。所以，咱们这个人种被称为汉人而不是秦人、语言被称为汉语而不是秦语、民族被称为汉族而不是秦族。这不是哪一代人、更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两千年来各阶层民众的共同选择、亦即历史的选择。

何谓历史的选择？不是一朝一代统治者的选择，也不是一朝一代某一个阶层选择，甚至也不是一朝一代各阶层民众的选择，而是历朝历代各阶层民众的共同选择，亦即民族的智慧。

西汉统治集团成员大多来自各阶层民众当中，这是事实。与来自贵族阶层的统治者相比，他们组成统治集团，是开辟以来最伟大的进步。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使各阶层民众当家作主。如前所述，底层民众整体上是他们的封民；他们作为封君和封民一起，在自己的封地上组成了大大小小的世家大族。这种社会结构，与秦皇朝的郡县制相比较，更有利于激发责任心和积极性。这可能是两汉至两宋中华古文明长期辉煌的主要原因。而世家大族对土地和民众难以遏制的兼并，又是期间皇朝更迭较为频繁的主要原因。

对于刘邦，后世常称之“无赖”，其实是个误读。这话出自刘邦本人。他在未央宫大宴群臣为乃翁祝寿，半开玩笑地对刘太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里的“赖”，许慎解曰“利也”。“无赖”，在当时话语中是“无利入于家”、家里靠不上、不可依赖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刘太公当年曾批评他对家庭贡献不如二哥；现在做了皇帝，对家庭的贡献无可比拟，不免小小得意一把。但并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点，刘邦内心很清楚。

刘邦在起义之前，是个工作经验比较丰富、政治目光比较敏锐的乡村干部，如同当下那些干了几十年的老乡村干部一样，从代表民意层面衡量，非有此种经历，很难企及。刘邦的成功，主要或就缘于此。换言之，当时大多数亭长如果机缘合适，都可能成为皇帝。

大多数普通基层干部如果机缘合适都有能力担任最高领袖，最高领袖在大家看来非神非圣也非无赖，还是个普通人，那个时代在古代史上反倒可能是一个不普通的时代，中华古文明的基本面貌就奠定于这个时代。

后世应该感谢刘邦及其子孙，更应该感谢西汉功臣及其后裔。没有刘邦及其子孙，中国可能不会那么早就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庞大国家；西汉两百年的作用比秦十余年的作用要大得多。没有西汉功臣及其后裔，这一期间直至隋唐两宋千余年间的中国可能不会那么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充满活力、令人自豪。他们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联起手来，于是有了璀璨的中华古文明。

以上—从第66节至此，大略讨论了西汉的政权性质和制度建设，是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为顺畅地认识西汉功臣和他们的君主之间的博弈、搏杀、斗争、战争。下边继续，进入西汉功臣灭诸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