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少管事，也不是抓大放小，而是从下到上各管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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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论及西汉必论无为而治，又大多只是论其然而没有论其所以然。无为而治不能凭空而来！不是随心所欲！不是某个白发老翁提醒！更不是主观愿望问题，不是谁想无为而治就能无为而治、谁不想无为而治就能不无为而治，更不是有人提醒就能无为而治、没人提醒就能不无为而治。那也太唯心主义了，又太不唯物主义了。

刘邦君臣为何能无为而治？嬴政君臣为何不能无为而治？十余年间，施政风格出现如此绝然对立的巨大变化，不是主观愿望问题，更不是个人情绪问题，是社会基本单元不同了、制度不同了、社会结构不同了。换而言之，由于政权性质、社会形态、主流道理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的变化，西汉才有可能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不是尽量不管事—不管事还何需政府？像曹参那样弄一帮人天天喝酒啊？！

也不是少管事—多少根据什么、如何界定？

更不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大小又根据什么、如何界定？

这些观点都曾经流行一时，说起来振振有词、写成高头讲章头头是道，其实都是脱离行政实践、缺乏行政经验的牵强附会、想当然，根本无法操作。任何曾经尝试区分多少、大小的人都会立即就意识到这一点。这个看似完全正常、非常正确的办法，其实并不正常、也不正确。若是真有人照着来，就只能是想当然、长官意志，结果必定乱了摊子。

例如曹参对于大小的认识。离开齐国前夕，嘱咐后任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任者反问：“治无大于此者乎？”曹参说：“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曹参乃狱吏出身，知道此事重要，说如果干预不当，奸人就无存身之地了。后任显然认为是小事情，曹参显然认为是大事情。若是二人讨论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就只能是各说各的，硬要统一、就可能打起来。

西汉的无为而治是从下到上各管各的事。下边是乡村自治—民众推举的三老牵头、乡村社会自己管理自己；中间是诸侯王和列侯管自家封邑的经济社会事务，行政事务归郡县管理—主要的也是自己管理自己；留给上边的事情就不多了，皇帝和丞相只需要管理“天下”层面的事—无论大小，只要是“天下”层面的事都是他们管理。自夏商周以来就是如此，这可谓远古中国的政治传统；是自然形成，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有英国学者认为：真正的无为就是在自己名分下的有为。此人应该是注意到了无为而治的自治本质。

后来强推编户齐民制度，古代社会由自组织状态进入被组织状态，有效治理社会的前提是得先将社会组织起来、形成行政体系，否则就是一盘散沙。这就谁也不可能无为而治了，无为而治也就只能渐行渐远。没有了现实意义就更重视不够、研究不够，两千年来只是人云亦云，给后世造成了少管事、管大事的影响。又有脱离古代政治实践者、书上来书上去，将无为而治的渊源又错误地归于黄老的影响。

这就又涉及到意识形态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了。粗略而论，以两宋、程朱理学的出现为拐点，此前中国古代政治中、官方并没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只有和全社会相同的道理，亦即，在思想理念层面，是社会影响官方、而不是官方影响社会。这就更说远了。

一定要找一个源泉，无为而治在理念层面与其说缘于黄老，不如说缘于民本思想，是兼具儒家和黄老的。道家讲“无为”，儒家讲“无所为而为”，本质是相通的。进而言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自治理论也是相通的。

何为无为而治？就是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普遍自治状态。

无为而治，可能是咱们比较珍贵的政治文明遗产。两宋之前咱们长期领先，真的不是因为皇帝都是圣人，而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无为而治—能够发挥各方面、各层次的主观能动性；两宋之后长期落后，也真的不是因为皇帝都是坏蛋，而是办法不对头，专制集权只能发挥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便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

无为而治，和上个世纪曾经反复提出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少在技术上都是相联、相通的，所以可能是咱们比较珍贵的政治文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