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刘邦虽然称皇帝，自己直接领有的也还只是原来汉王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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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能说明西汉行政体制、又不大为后世注意的历史现象。所以，单独拿出来作为一小节。
汉初全部50郡，9个诸侯王国占35郡，隶属于汉—刘邦的、皇帝自己的—只有15郡，其中还包括诸列侯和公主们的食邑。后世或有疑惑。
这就是以功劳行田宅的结果，且夏商周、春秋战国本就如此，传统政治理念理应如此。直到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大致如此。且推恩只是分拆诸侯国，是个体变小了而不是总量变少了，更不是整体没有了。终西汉一朝基本如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到汉成帝时诸侯王国总数达到两百以上。诸王国领有的总户数，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135万3千；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增加到189万2千。
如果联系大量功臣食邑户数一并考虑，汉初乃至整个两汉的行政体制显然不能说是汉承秦制，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春秋战国的联盟制。比较贴切的，似乎还就是“郡国”。这个概念是西汉创造，或就是为了表明汉制和秦制的不同，如果能够摆脱格式化的束缚，应当承认还是准确概括了西汉行政体制的特征。
为何只有15郡而不是14郡或16郡呢？如果不能意识到或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对于西汉郡国制就可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找一份当时的地图，把9个诸侯国大致画出来就恍然大悟，剩下的大致就是汉，又就是原来的秦本土，即通常所谓关中（包括巴蜀、汉中）。无疑，刘邦封给自己的，是秦本土、是关中。他对自己的分封，仍然是以“先入关中者王之”为基本根据的。楚汉战争胜出，就封地而言，他只是为自己讨回公道而已。这也就是说，西汉虽然已经实行皇帝制度、刘邦虽然已经称皇帝，但最少在初期、并没有像秦始皇嬴政那样一统天下。（汉属郡县还有穿插在各诸侯国之中、之间的，但数量较少。）
据此可以确认，最初的西汉并不是建立了一个后世认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大一统皇朝。朝廷只是要求最初隶属于汉的15郡“奉汉法以治”，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余郡，其余各诸侯国都是“从王治”（《史记·五宗世家》），甚至因俗而治；诸侯王都是独立纪年、自为法令、自置官吏，官制与汉相同。后来诛杀功臣诸侯王，另立刘氏诸侯王，只是用刘氏取代了功臣，“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而“不用汉法（《史记·吴王濞列传》）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直到百年之后，在社会理念层面，汉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仍然是以并立为主，对皇帝的尊重更接近于西周的尊奉天子。西汉建立之初，汉廷和各诸侯国的关系，显然是模仿了周天子的王畿和各诸侯国的关系。
后世直至现在将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和政府称之为西汉社会、西汉皇朝。但汉初自称并非如此，汉只是指刘邦直属的15郡，其余各诸侯国各以其名称之。合在一起称什么呢？还是西周、春秋战国时候的—天下。这在《汉书》中可以明白看出。改变是后来的事情。
90西汉实行郡国制的原因
后世直至近现代长期反复突出诸侯制的弊病，其实郡县制也有弊病，未见得比诸侯制小。且西汉实行郡国制，并不是西汉建立后的制度选择，而是在战争年代就已经逐渐形成的一种利益格局，是既成政治现实。
刘邦对此应该有清醒认识，所以还是延续了战争年代形成的利益格局，实行了以诸侯制为主的郡国制。这是西汉实行郡国制的直接原因。
在治理技术层面，郡国制的基本特征是将秦皇朝的单一行政治理改变成为了自治为主。自治为主=官府事少。所以，萧何、曹参才能无为而治。西汉的无为而治，主要是这样来的。不是萧曹想要无为而治就能无为而治。
官府事少=机构少=官吏少=税赋轻。西汉的轻徭薄赋也是在郡国制的、自治为主的基础上形成的。汉初每年运送到长安作为朝廷官吏俸禄的粮食不超百万石。朝臣中有食邑的都不再领取朝廷俸禄，需要吃皇粮的主要只是六百石以下中下级官员直至百石、斗食小吏，且以人均350石测算，长安城中官吏总数应该不超3千人。这和一些专门研究的结果大致相同。且以每年运送粮食不超百万石测算，将皇帝献费、劳役一并考虑在内，总的负担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低水平。
对于郡国制、对于汉和诸侯王国以并立为主的关系，近现代人往往很难理解，感觉不如郡县制那样正常。但在当时恰恰相反，人们觉得郡县制很不好理解、不正常，从大起义一开始就将其淘汰了，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不言而喻地恢复了诸侯国、形成了郡国制。深层原因主要有三：
—尊重劳动的传统所有权理念。中华先民对于国、家（部族）所有权的理念和土地所有权的理念是一回事，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的，建立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基本开发权利的不可动摇的尊重基础上，核心、本质是尊重劳动，谁劳动谁所有，任何组织、任何权力都不能动摇、不能侵犯、更不能取代。秦皇朝建立后的“令黔首自实田”等举措，是史上第一次全面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对六国民众、尤其是对六国贵族而言就是要否定这个权力，所以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严重的敌对心理。
—夏商周三千年古代政治文明的影响。古代国家无疑在这一期间形成。但夏商只是部族联盟国家、西周只是封建诸侯国家，完全不同于后世的君主专制国家。
西汉政治无论技术还是理念，都更接近于三代。基本行政制度并非继承了秦皇朝短暂尝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是更接近于西周封建制和春秋联盟制的郡国制。他们自己概括为“伐秦继周”（《汉书·律历志》）。推翻秦皇朝的英雄豪杰们，当然不可能认为人类社会必须经过秦始皇那样的君主专制阶段，自然也就不可能重新选择秦始皇那样的君主专制，更想不到后世子孙会重新走上秦始皇那样的君主专制道路，也就更想不到暴君嬴政居然会被吹上了天。史籍记载明明白白，只要能摘下大一统皇朝格式化和欧洲格式化的有色眼镜，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军功爵制的影响。前文多有论及，西汉功臣普遍认同。事实上、大概而言，就是谁打下哪里、就将哪里分封给谁，是刘邦打江山的基本策略。其利在于屡败屡战、最终胜出，其弊在于同时逐渐积累形成了既定利益格局，西汉的功臣食邑本质上就是这样来的。在非民主政治的范畴内，战争手段形成的结果，很难用非战争手段改变。刘邦只是试图将功臣诸侯王调整为刘氏诸侯王，结果还是轮着打了一遍，从汉六年打臧荼开始，到最后打卢绾，等于打了七年内战。推翻秦皇朝，三年；楚汉相争，五年；调整功臣诸侯王，七年。他如果试图否定全部既定利益格局，西汉就注定灭亡。
西汉功臣食邑总体上是对战争年代将士们既有封赏的确认。是用生命和鲜血交换来的，已经成为政治现实，已经成为西汉皇朝的政治基础，已经不是可以根据利弊调整的选择。所以，刘邦最后和功臣订立白马之盟、向天下发布临终诏书，就是公开明确再次确认既定利益格局。
影响广泛的“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过于大而化之了，失之牵强。郡县之制，所以能够“垂两千年”，恰恰是因为不断地“改”。西汉这一“改”，就是早期的、重要的、所以能够“垂两千年”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