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早期儒家思想是推翻秦皇朝的批判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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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中国，以讲道理为职业的人，包括巫师、乐师在内，社会地位一直很高，因为本质上都是以指教大大小小的贵族为职业。焚书坑儒，是他们第一次被打下马来又踏上一只脚，随后的选项只能有两个，或将学术方向改为专业拍皇帝马屁；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们的选择是第二个，陈胜、吴广率先登高一呼后，绝大多数读书人立即义无反顾投奔义军、和秦皇朝血战到底。至于第一个选择，还需要更为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更为窘迫的社会环境。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并非只是农民的起义。这个起义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知识阶层参加，而且是当时主要的读书人群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是后话。这一回或可谓是秀才造反、三年大成。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位。
孔鲋（约前264年-前208年），孔子第八世孙，即鲁壁藏书的那位。
当时“天下”主要的读书人群体集中在齐鲁一带，他即为领袖。秦焚书坑儒后，带着百余弟子潜往嵩山，或有点上山打游击的意思。陈胜起义之初，就带着弟子“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做了张楚王朝的博士。他极有可能是不计成败的第一批响应者之一，最后和陈胜一起牺牲在战场上。“革命”坚定性，显然强于彭越。经学世家、年近六旬，何以如此义无反顾？
司马迁分析说：“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很容易联想到后世因为不能忍受剥削压迫而投身革命。不是只有劳动者因为不能忍受剥削压迫而投身革命，文化人也同样会因为不能忍受剥削压迫而投身革命。当然，宋元更迭之后的文化人一般不会投身革命，元末大起义队伍中、明末大起义队伍中有学位的文化人就极少、极少，居然没有超出个位数。这绝非偶然。再说。
叔孙通，孔鲋的学生，秦皇朝的博士，相当于秦皇朝官方文宣、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陈胜起义之初，就带领儒生及弟子百余人逃出咸阳、前往薛地、可谓严格意义上的穿过大半个中国投奔义军。这百余儒生及弟子的主要成分是秦廷的博士、待诏博士、博士弟子，相当于中央政策研究室或中央文宣系统工作人员整体投奔起义军，可谓空前绝后的大事件。他们到达薛地时，陈胜已死，正值义军领袖很不稳定的阶段。他们的处境应该不会好，但义无反顾坚持了下来，之后追随项梁，由项梁而怀王、而项羽、而刘邦。他没有张良、陈平、郦食其那般满腹韬略，在制礼仪之前一直不得重用，但仍然坚持到了胜利。
重要的是，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这两部分人投身义军不可能事先商量，只能是不约而同，是因为志同而道合。亦即，这可能是读书人群体共同的政治倾向。个别投身义军的读书人，知名的前文曾有列举，不甚知名的如隋何、召平、田肯等，《史记》、《汉书》的缝隙里有很多。与后世推动朝代更迭的起义队伍相比，秦末大起义显然读书人较多。
大起义之初，社会各阶层对秦皇朝的不满，普遍概括为一个“苦”字，只是感性的；后来普遍上升为“暴政”、“暴君”，形成了相对于仁政、仁君的理性认识，并延续两千余年。这应该是运用早期儒家思想的结果。这种改变，极有可能就出自于义军中的儒生。切勿轻视这一仁政和暴政、仁君和暴君的区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真正可以取而代之的概念。
秦末大起义和早期儒家思想的关系，或可以视为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这种政治上的有效性，又推动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更加普遍地为社会各阶层接受，更推动了早期儒家思想社会地位的大提高。
81刘邦祭孔是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官方道理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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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95年，刘邦征讨英布班师途中办了一件大事，“过鲁，以大牢祠孔子”。（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儒林传记、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礼记·王制》）。大牢即太牢，这时指一只整牛，为祭祀天子的礼仪；少牢指一只整羊，为祭祀诸侯的礼仪。以牛猪羊各一只为太牢是后来的规矩。曲阜孔庙有一套明代彩绘绢本《圣迹之图》，其中的《汉高祀鲁》图描绘刘邦祭祀孔子的场面，图中所绘就是牛猪羊各一。无论一只牛还是牛猪羊各一，都是祭祀天子的礼仪。
后世帝王祭孔是模仿，刘邦祭孔是开创—最先认为并明确表示孔子的地位等同天子。他虽然已经是皇帝，并不自以为高于孔子，更不自以为能领导孔子。他掌握的是权力，孔子掌握的是道理；他的权力仍然尊重孔子的道理。这种理念，不可能是成为皇帝之后形成的，而只可能是在民间形成的，是潜移默化的。意味着在刘邦作为平民、包括担任亭长的社会环境中，孔子已经达到了天子一般地位。后世往往突出他不大尊重读书人的只言片语，其实只是乡村干部嘴边的玩笑。刘邦还是读过书的，和卢绾是同学；还能作诗，在古代起义领袖中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刘邦读书时候的教材是什么呢？《汉书·食货志》记载了西汉的基础教育概况，“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西汉建立以来，并未见颁布相关规定的诏令。推断而言，这种情况应该是从战国开始的，刘邦上学时应该就是这一套内容。其中先圣礼乐，应该就是孔子、孟子的著述。亦即，在汉武帝刘彻“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很久以前，社会基础教育的教材就已经是《论语》、《孟子》等等。《论语》、《孟子》非常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普遍社会需要的过程中、由担任教师的孔孟之徒分别共同努力逐渐成文的。这就涉及到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主流道理、又变身为官方道理的过程。
刘邦祭孔，就是这样来的。《汉高祀鲁》图右上角有简短说明，“鲁岁时奉祀孔子塚，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书，至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见原画提记）。这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刘邦作为皇帝以官方身份祭孔之前，当地社会、民间对孔子的祭祀已经延续两百余年，刘邦祭孔也是建立在民众自主选择基础之上的，严格而论又不能说是他的原创。
还有一点或也很重要。刘邦的家乡沛县，在春秋时期大部分时间属于宋国、在战国时期大部分时间属于鲁国，属于楚国的只是最后几十年。宋、鲁都是文明古国，社会生活笼罩在较为浓重的古文化氛围中，早期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萌发的。
刘邦祭孔是在民间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自然表现，再加原本平民的社会地位，就形成了他的政治理念当中平民倾向的一面。楚汉相争时，他在广武前线就曾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两军对垒、你死我活又物资紧张，这真的很不容易，当时就很得人心。楚汉相争胜出后，又诏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要求将散落各地战场上的士卒尸骨先用简单的小棺材送归故乡，再由县衙门出资、地方官主持、以诸侯礼仪隆重安葬。古来乃至此后的战场亡命者，大都是白骨横旷野，好一点的也不过在战场附近草草集体埋葬。
两千年前的战死士卒能够留下姓名、战后能够礼送回乡隆重安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这可能是第一次。后来的多乎哉？不多也！大战过后，社会残破，经济非常紧张，能够如此大范围、高规格的安葬，需要对平民生命发自内心的尊重，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文明的起点，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这是什么？就是以民为本思想的核心理念，天地之间人为贵。后世所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尸还，就又是一套理念了，细一琢磨，唯有无尽感慨。
刘邦祭孔，标志权力对道理的尊重。春秋战国数百年间没有统一的最高权力，基本社会实践就是道理高于权力，自然形成了道理高于权力的理念，任何人都得讲道理，包括周天子、诸公侯也得讲道理。传统理念中的有理走遍天下，最迟就发端于这一时期，或应该更早一些。秦皇朝否定了这个理念、改为有权走遍天下—没有官方的批准文书，包括丞相在内、任何人都哪里也去不了。所谓暴秦、暴政，本意就是说以暴力行政、是说国家统治者就可以不讲道理。但秦皇朝时间太短且社会对立情绪严重，老百姓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信奉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理念，道理高于权力。刘邦只是顺其自然，恢复了这一点。道理高于权力与权力高于道理的不同，是文明与野蛮的基本不同之一。
刘邦祭孔并非作秀，目的是在共同的思想领袖面前宣布政治和解。对于在长期战争中绝嗣的一些诸侯国君，诏令安排守冢民户若干，免除赋役，专事看守祭祀。其中包括秦始皇嬴政—他的敌人；也包括最先起义的陈胜—他的领导；还包括项羽—先是战友、领导后是敌人。政治上的敌我，已经放下了。后世胜利者，少有这般胸怀。还有魏安厘王—他在感情上可能觉得自己更多的是魏人；还有信陵君魏无忌—那是他年轻时的政治榜样。他的祭孔，又有点像是理念层面的祭祀。后人只注意到了他以秦始皇为榜样，忽略了他也以信陵君为榜样、又是最先祭孔的皇帝。倘若有人只是振振有词、侃侃而谈刘邦以秦始皇为榜样，那就意味着可能距离太近了、没有能完整清楚的看到过历史上的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