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军功爵制对于秦末社会很重要

===

在社会政治层面，周公姬旦是咱们中国富于创新精神的老前辈，许多成果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较为突出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是社会制度，又是政治制度，还是政治策略，自西周以来成为社会共识、基本规则。长处在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短处在于干得好不如生得好、不利于调动积极性。

自春秋以来大家竞相挑战，但不是抛弃而是改造。晋国的赵简子率先改为根据军功赐爵，各国逐渐引进推广。秦国能够在兼并战争中胜出，就是全面彻底实行了军功爵制，“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一颗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亦即贵族武士的脑袋，可以换田一顷、宅九亩、一个仆人、还有当官的资格。这诱惑力绝非一般。但都是在贵族范围内—有资格取人首级者、有资格被人取首级者，都必须是贵族。贵族制度的束缚可见根深蒂固，商鞅这般大改革家也难免。

率先突破这一限制的，可能是跟着贵族上战场牵马坠蹬、提供服务的领民—打起来不免一起打，被打的时候不免一起被打—即战争实践改变了规则。秦军中形成的具体办法事实上并不区分甲首与否，只要是人头就算，实行“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史记·鲁仲连列传》）。秦国原本有多少贵族，中原各国大略都知道；如此数量，就肯定是杀了大量平民。秦国因此被中原社会称之为“尚首功之国”，汉语中首级这个词本意就是如此。平民的解放、最先取得和贵族平等的权力是在战场上—享有同等杀人、计功的权利，也享有同等被杀、被计功的资格。真正的进步往往既不好看、也不好说，但极端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战国各诸侯国攻伐频繁，秦国这一套办法也就不可阻挡地推广开来。

秦末大起义一开始，各路义军都自觉使用这一手段。军功爵制这种贵族特权无形之中变成了平民的普遍权力，建立大一统皇朝的工具无形之中变成了推翻大一统皇朝的工具。不仅中国历史往往如此，其他国家历史也往往如此。

最早运用到朝代更迭战争中的是蒯彻。秦二世元年，刚刚起义的陈胜派将领攻略燕赵。蒯彻先以军功爵制诱惑范阳县令徐公投降义军，又诱惑义军将领接受徐公投降，然后再诱惑义军将领推广徐公模式，燕赵三十余郡县轻松脱离秦皇朝。此人谋略水平似不低于张良、陈平，只是未遇英主。

整体比较，用得最好的还是刘邦。秦二世三年进军关中途中、占领南阳时，南阳太守的舍人陈恢越城来劝，指出硬打必定两败俱伤，“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足下通行无所累”。这可能也是个蒯彻一般角色。刘邦立即封南阳太守为殷侯、封陈恢为千户，南阳数十城应声而下。刘邦进入咸阳后，占领关中各地的基本手段是以原来秦国官吏为向导、派出义军将领前往各郡县宣布约法三章。其中原因，除了秦本土民众内心早已抛弃秦皇朝外，就是军功爵制运用得好。

最先建议刘邦将军功爵制上升到基本战略高度的就是韩信。汉中登坛拜将之后，韩信和刘邦有一番长谈，先是列举了项羽的匹夫之勇、背信弃义、暴虐嗜杀等缺陷，然后建议刘邦：“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史记·淮阴侯传》）刘邦熟谙人情世故，立即就对军功爵制更加重视起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重入关中时，派出诸将重新夺取关中各郡县，公开口号就是，“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

最先帮助刘邦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是张良。郦食其对于利用旧贵族争取民心看得过重，建议刘邦重新分封六国国君后裔。张良高调反对，一针见血指出：“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国后，唯无复立者，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刘邦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实行军功爵制应该是面向天下平民而不应该是恢复贵族制度，赶紧把刻好的六国大印全部烧了。

最先活学活用的是郦食其。此人并不固执己见。汉三年秋，他主动请缨、单人匹马说降齐国，打动田氏兄弟的就是以功劳行田宅，说刘邦的基本政策是，“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史记·郦生列传》），明确告诉田氏兄弟，军功爵制在刘邦那里已经上升为与天下同利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诱惑力太大了。如果不是蒯彻蛊惑韩信捣乱，郦食其一定成功。

军功爵制在有效凝聚汉军的同时也奠定了汉军的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