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鸿门宴的后果

推翻秦皇朝的英雄们面临的并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他们推翻了大一统君主专制的秦皇朝，并没有重新建立一个大一统君主专制的新皇朝，也没有恢复已经淘汰数百年的封建诸侯制，而是打造了一个新体制。后人戴着欧洲历史模式的有色眼镜，忽视了数百年的联盟制，更过于突出秦皇朝的大一统君主专制，并和封建诸侯制直接衔接起来—中间不过是乱世，自然认为他们的选择非统一君主即封建诸侯了。但英雄们并没有欧洲历史模式的束缚，他们不会忽略，并且认为推翻秦皇朝之后向联盟制方向回归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项羽、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欧洲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似乎也没有将欧洲历史模式奉为圭臬，可也将项羽建立的新政权忽略了—认为是刘邦“既没有尝试恢复不合时宜的封建秩序，也未重建取代封建秩序的革命性的秦始皇体制”。（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620页。）但他显然注意到了推翻秦皇朝之后新政权的特殊性。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那一代英雄共同的价值观。从项羽分封的十八路诸侯、到刘邦分封的功臣诸侯王和百余诸侯，直至各路义军将士，基本政治愿望都是要有自己的领地和领民—这是王侯将相的本质。项羽和刘邦称什么对他们并不重要，天子、皇帝、伯、霸都行，关键是得能保证他们拿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领地和领民。刘邦和项羽，都只能顺应这一愿望。推翻新皇朝之后的新政权，必须是能满足这一要求的新体制。

历史不是舞台，历史人物也不是演员—他们身后没有导演，手中没有剧本。封建诸侯制结束之后的中国历史，并非只有君主专制大一统皇朝一种选择；后世的大一统君主专制皇朝，更并非一蹴而就。

从公元前207年农历十月推翻秦皇朝、分封诸侯、建立联盟开始，一直到前202年农历十二月兵败垓下，咱们中国实行的不是君主专制，而是类似秦皇朝之前两千年那样的联盟制；领导中国的不是郡县制的大一统皇朝，而是类似夏商周那样封建制的大一统古王朝、类似春秋那样的联盟政府；领导人不是皇帝，而是盟主。

刘邦从沛县起义开始就一直是张楚之臣，所属军队一直是楚军的一部分。但他建立西汉，又是楚汉相争胜出的结果。这就涉嫌作为楚臣背主自立、甚至弑主而立了，西汉文献中所以试图否认张楚政权的存在。但刘邦集团从沛公军到汉军再到汉国又到汉朝、刘邦个人从沛公到汉王又到汉帝，基本的根据又就是怀王之约，就又不可能完全否认，只能是模糊、淡化。这就形成了史籍上忽隐忽现、忽明忽暗的张楚王朝。

后世君主专制大一统皇朝占据了主导地位，更渐渐淡化了项羽建立的新政权、突出了被他们推翻的秦皇朝。但在秦汉时，恰恰相反。太史公当时就将项羽列入从远古圣王到历朝天子的本纪范围、明确视为正统，并且留下了政治倾向明确的记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项羽曾经是咱们这个“天下”的领导人。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范围，并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宽厚，而是向后人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在秦汉之间还有一个政权。取代秦的是楚而不是汉，汉取代的是楚而不是秦。刘邦和项羽之间、后来成为楚汉之间的斗争这时还是次要的，在整个古代历史上更是次要的，他们共同推翻了秦皇朝、建立了张楚王朝才是重要的。

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事实上没有、道理上也就不应该垄断中国古代历史。现代中国是全部中国历史的继承者而不能仅仅是君主专制大一统制度的继承者，也就更不应该否认其他各种制度、包括张楚王朝是古代历史的一部分。

通行的历代纪元表中，今后或许会增加张楚王朝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