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94)

与程克祥通行的，除了他的侄子、“直属情报组”书记程士大以外，还有情报组成员陆炳仁（疑即陆耀宗）一家。

黄曜隆说：“那时，由上海到重庆有两条路，一条走皖、赣、闽、粤、湘而往，一条就是由南京到徐州，经皖、豫、陕西而达重庆。经陕西越秦岭，走成都向重庆是条好路。”

程克祥一行选择的是后者，这一行千辛万苦，走了三、四个月，终于在1943年3月中旬抵达重庆。黄曜隆说：

“（程克祥）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到重庆。眼见大后方那种克难俭朴的风气和旺盛的战斗精神，愈使这些敌后的工作同志，激发了无比的信心与毅力。他们誓必瓦解伪府歼灭敌寇，报效国家。”

有句俗话叫“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目前的程克祥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在戴笠派程克祥赴南京潜伏的时候，他还只是特务处的一个“运用人员”，且程克祥系与戴笠单线联系，除了戴老板，他在军统局“举目无亲”。黄曜隆说：

“行装甫卸，立即向局本部报到。程克祥从来未做过一天内勤工作，也没有在后方做过工作，他一直是在敌后从事地下工作。除了戴将军本人以外，在局本部，他所认识的同志极少，不知要找何人接洽才好？”

无奈之下，程克祥找到军统局的对外联络处——漱庐，投刺求见，至于应该见谁，他也不知道。

还好，军统局派来接待他的，正是负责上海方面工作的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又名王安之）。前面说过，王曾任沪一区书记，后被陈恭澍挤走。

王一心回忆说：“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大战。战事起后的第二天，我在重庆接任军统局上海实验区区长（前任区长毛万里调福建浦城筹组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后来，上海区又扩充为华东区，主管华东沦陷区的工作。”

当时，戴笠曾指示王一心说：“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正好利用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王一心回忆说：“于是，我在1942年2月初，用周佛海母亲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只说她（周母）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写上意思双关的四句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到此时，周佛海的家眷已经被军统“优待”在息烽很久了。

说起来，这个主意还是唐生明给戴笠出的，那是他刚刚到上海潜伏工作的时候，即1940年下半年。唐回忆说：

“唐（生明）到上海不久，周曾向唐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问题，闲谈中唐才知道周的母亲马氏和他妻子杨淑慧的父亲杨自容、继母、妹妹等均还在湖南原籍，当时正准备派人去接到上海。唐了解到这情况后马上向重庆报告，并建议要拉周，最好的办法可以从他母亲、岳父方面下手。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立即派人去沅陵、湘潭等处找到他母亲、岳父等人，把他们一起接到贵州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只是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照顾。”

曾经被关在息烽监狱“修养”的李任夫回忆说：

“汉奸周佛海的一家：包括周的母亲、妹子、妹夫、岳父母等一共6人。前面说过，在捕来时，除周母、岳母及妹子关在义斋外，其岳父则住忠斋优待，妹夫在平斋。后来因为周佛海与戴笠有进一步勾结，另在营内建一小房子，使其三家同住。每月发给生活费，准其自由起伏。但活动范围仍受限制。”

唐生明回忆说：“约在1941年夏天，周接到湖南亲友的信，知道这些人已被扣捕，不知解往什么地方去了。不料这一情况被许多记者知道了，专门去采访他，他明知是蒋介石和戴笠干出来的，但在答复记者时措词却异常婉转，只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可以脱险。’从这几句话可看出他内心矛盾，也可看出他对重庆政府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

唐生明说：“唐一面把这一情况向重庆汇报，一面跑去安慰他，当他向唐谈到这个问题时，非常伤心。他对自己累及老母、岳父等安危，内疚很深。他老婆告诉唐，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被扣，连日苦闷极了。唐一了解到这一情况，知道大有希望，便又向重庆作了报告，要加紧运用这一关系，对他进行拉拢。不久，重庆方面便通过他岳父写信给他，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要作孝子而要作‘忠臣’，要他忠于蒋家王朝，不要给周家祖先和子孙丢脸。”

唐生明说：“后来戴笠很得意地告诉唐，说在这个问题上两人配合得很好，很成功。”

王一心回忆说：“这封信，先经戴笠批准，再送息烽看守所征求周佛海母亲同意，然后备了公文，从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到上海第二情报站。第二情报站副站长姜尚诚是浙江江山人，戴笠的同乡，戴认为可靠。当时指示姜尚诚，待周佛海从南京回到上海时，就将这信送到湖南路周佛海公馆，信面上写明周佛海亲启。信里另附一页信，约定在三天内，如有回信，可送交指定地点，转往重庆。但是，这封信送去之后，当时未见周佛海回音。

按：“姜尚诚”应系“姜绍诚”之误。姜系军统高干姜绍谟之弟。

王一心说：“1943年3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江西景德镇人），来到重庆枣子岚垭漱庐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指定我去接谈。”

按：程克祥系江西浮梁人。

王一心接下来说的，与程克祥、周佛海说的有所出入，但问题不大，看大概意思即可：

“接谈中，（王一心）知道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讯员，南京沦陷后，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入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亲去信（即上面所说的那封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名义，将程克祥解到周佛海公馆，优礼相待，有时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谈谈。这样一住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思，便请杨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心中反而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意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石。程克祥答应了，所以从南京来到重庆。”

王回忆说：“程克祥说完，掏出周佛海的信来。我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手笔，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我回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片，证实程克祥确是军统南京区情报通讯员，于是将经过情形签请毛人风转报戴笠，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王一心说：“周佛海的信，并不是冠冕堂皇的一封信，而是日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用毛笔行楷，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