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93)
按李雨生所说，钱新民死于1941年12月13日，时间还在平祖仁、尚振声就义之前。
当时陈恭澍刚刚被捕不久，还押在“高洋房”，他回忆说：
“钱新民第二次失事的真相如何已无从查证，据一般所传闻仍不出百密一疏这个范围。十三号这天早晨起身不久，每天都送洗脸水来的祁根发，一进来就悄悄的告诉我们几个人说：‘今天早上枪毙了一个人，听说也是你们这边的。’我接过来问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只听说姓钱，不知道叫什么，是从南京来的。’”
陈回忆说：“从南京来的，姓钱，这该是谁？没有想到这个人竟会是钱新民。坐过牢的人都有同感，一听见枪毙人，不管他是谁，认识不认识，总会有好一阵子心里不舒服，如果是和自己有关连的，那就更难形容了。我们一面叫祁根发再去打听，一面仍在东猜西猜。”
陈恭澍说：“就在这个时候，万里浪突然冒出来了，他一进门就问：‘你们听到消息了吧？’我反问他：‘什么消息？’他先叹了一口气，然后像是惋惜般的说：‘这位老兄，不相识，谁也帮不上忙了。’我和老齐、蒋安华三个人听不懂他究竟在说什么。大家都在等他继续说下去。万里浪做出一副哭丧面孔说：‘钱新民这个人太自作聪明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家原是说好了的，绝不能再吃回头草，谁知道他老兄说了不算数，竟然又和重庆勾上了，这可好，连性命都搭上了。’”
陈恭澍说：“我们这才确定早上被枪杀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先生。万里浪之所以跑来且一本正经的告诉我们这件事，其目的，当然是在向我们示威，同时也是提一个警告，这小子真的是丧心病狂了。”
在回忆中，陈恭澍为钱新民“打抱不平”说：
“据笔者所知尚振声先烈已入祀本局纪念堂，且列入工作史页供人瞻仰；而钱新民可没有得到这份哀荣。如果有人问一句：同样都是为工作而牺牲，为什么会有此差别待遇？相信，将有几种不同的答案。笔者不愿预拟答案，还是在不同的角度上，各说各的好。不过，几十年来，有兴趣谈论这件事的人，少之又少。”
陈还说：“又据李雨生先生面告，钱新民先生死后，钱夫人携子女由南京赶至上海奔丧，痛称从此无依无靠，不知今后又将何以聊生！闻之令人酸鼻。”
——从钱新民被捕以后的所作所为看，至少“中途叛变”、“出卖同志”、“担任伪职”这三点是坐实了（如果再加上一条“无恶不作”,那战后肯定是要枪决的），这样一个人，如果还让他“供人瞻仰”，那实在是好比要高松年聘方鸿渐当教授一样。“太冤枉了！”
而且，陈恭澍的真实身份，就是被钱新民当场揭穿的，即便再宽宏大量的人，顶多不“记仇”而已，再怎么样也不会对这种行为表示感谢。但陈却反其道而行之，多次在回忆中为钱新民鸣冤叫屈不说，甚至将钱对自己的“指认”解释为“保护”，荒唐到极点。
不过这不奇怪，因为陈恭澍与钱新民，本来就是同一路人，为钱说好话，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慨叹，陈恭澍的命太好了，好得令人瞠目结舌！
不过有一点，陈恭澍看得很透彻，即汪伪方面选择这个时候大开杀戒，完全是“杀鸡骇猴”，有意威吓他们的。
对此，程克祥也是这么看的，在回忆中，他说：
“职等三人（程克祥、彭寿、彭盛木）鉴于上列严重情形，为自爱自决，冀免遭受伪方之毒刑逼供及枪杀，曾集议自杀，并决定各用墨笔（七十五号特许看书写字）在衣服上大书‘××××万岁’、‘××××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一切汉奸’四项标语，于夜深人静时，同自四楼囚室外之凉台跃下至极司非而路上以死。”
这时，事情忽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程克祥回忆说：
“计议甫毕，适彭盛木夫人蒙周佛海夫人之说项，经万逆里浪之许可，与盛木接见（彭氏夫妇均操台湾方言，监视人员不懂台语）。彭夫人告彭同志云：‘现在周先生、周太太、杨先生均在多方设法营救，不但可免死，或有先后恢复自由之希望。’于是职等遂弃成仁之念，转而为成功之图。”
彭盛木夫人说的“周先生、周太太、杨先生”即指周佛海夫妇和杨惺华。这当中，杨惺华起了重要作用，在战后写给法庭的“自白书”中，杨说：
“于三十一年间，军统局派驻京沪地下工作人员程克祥、彭寿两同志被为寇作伥之李逆士群捕获后，惺华乃极力设法奔走营救，卒以伪财部总务司长之资格，与李逆谈妥保释。”
对此，程克祥表示认可，在证词中，他说：“汪逆兆铭、李逆士群因职组掌握其整个秘密，案情重大，咸欲置职等于死地。幸赖周佛海、杨惺华营救于内，海上闻人徐朗西先生奔走于外，始由严重而趋于缓和。彭盛木拘囚一个月零三日，由周佛海保释；职与彭寿拘囚约半载，由杨惺华、徐朗西保释；其余组员朱雪涛、程士大、陆耀宗、王钰、黄元吉五同志亦均于职恢复自由后一个月内，由杨惺华保释。”
上述“营救”的过程，杨惺华和程克祥的叙述都比较简略，对此，为程代笔写《京沪区长》的黄曜隆反倒说得很清楚，想是程克祥为他详尽了解说了当年的情况。
三人当中，最早被释放的是彭盛木。黄曜隆说：
“彭盛木副组长，在七十五号关了个把月，就由周佛海下令把他释放，他之所以获释得如此快，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程克祥应讯时，一直没有说出他已加入组织，更没有说他是副组长。第二，程只说他是偶然被利用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第三，周佛海需要彭盛木之处甚多。彭盛木早日获释，对营救程克祥的工作多少也有一点帮助。”
查周佛海日记，1942年3月22日，他记载说：“九时起。接见胡兰成、樊仲云、彭盛木及福田顾问等，分别有所商谈。”证明到此时，彭盛木已经恢复正常工作了。
黄曜隆说：“……事后，据杨惺华亲自告诉程克祥：周佛海在汪精卫面前说了很中肯而且有力的话，周佛海说：‘程克祥是一个书生，受人利用只做做情报而已，从来没有杀过我们的人员，而且过去程克祥经办的几件大事，都没有出过差错，也算是立过了功劳，如果放了他，他会感念不杀之恩，将来或许还会立功图报。’汪精卫点点头，程克祥就恢复了自由。那是民国三十年五月间的事，总共被囚禁了将近半年之久。”
上述说法，与程克祥的证词完全吻合。
黄曜隆说：“程克祥恢复自由的第二天，就请周佛海的妻舅杨惺华陪同去见周佛海，向周佛海表示谢意，周佛海倒是很客气。”
当时，周佛海说：“谢我倒不必，我们的立场本来相同，只是走的路线不同而已。我对你有个要求，就是顾全我对汪先生的诺言，请你安心住在上海，不要再做反对汪先生的工作，有什么困难，随时通知惺华，我们会帮助你们。”
对此，程答应说：“请您放心，未得您同意之前，我和我的同志们，除了谋生，绝不做有关政治的工作。”
黄曜隆说：“程克祥认为这一次和周佛海虽然是简单的晤谈，但对周佛海的认识，可以说是更深入了一层，尤其对于这一次能保释了他们全组的工作人员。”
在《京沪区长》中，黄曜隆专门以第三者的立场解释说：
“程克祥一再表示，并不是因为周佛海救了其全组工作人员的生命，而对他特具好感。就因为和他这次简短的晤谈，对他的豪爽气概，知道他仍保有书生本色，而不是口蜜腹剑的阴险人物。”
由此，程克祥萌发了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念头——策反周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