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91)
程克祥等的“失事”，几乎牵连了杨惺华，程回忆说：“杨惺华因有告密证据落于万逆里浪之手，亦为伪特工总部所怀疑。差幸杨惺华善于辞令，巧为辩护，因有周佛海之关系，应付得宜，伪特工总部未予作难，然已险遭同难矣。”
程克祥说：“职等之被捕也，南京高级伪员大都惴惴不安，盖因职组自二十八年奉命担任反间工作，职对伪方各重要机关在人事上早已进行精密之布置，以掌握其心脏部门，凡伪方之军事、财政、外交、警政、金融等各项动态均在职等严密监视与控制中，故职等之被捕在京沪各地曾哄动一时，传为神话。”
查周佛海日记，1942年1月15日，他记载说：“十一时返。阅彭盛木等口供，不禁感慨横生。”
程克祥回忆说：“当职等于三十一年一月五日被捕后，职与彭寿、彭盛木三人羁押于七十六号对门七十五号四层楼上，其余同志押于七十六号内。一月八日，本局南京区筹备处长尚振声先烈及第三战区特派员平祖仁先烈被伪特工总部执行枪决，同月二十六日钱新民亦被处死。”
在上述三个被枪决的人当中，钱新民、尚振声二人，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这对原军统局南京区的“搭档”，都是第二次被捕。对此，原南京区干部李雨生回忆说：
“二十九年十一月南京区区长钱新民既于被捕后泄漏了区本部在上海的组织，尚同志一连带被捕，在南京被囚禁七个月后，始获释出狱，随即恢复活动，乃派南京区交通站负责人赵希贤同志经上海转香港赴重庆向上级提出报告，请示机宜。旋即奉派为南京区区长，并准予相机打入伪组织展开工作。尚遂利用其个人关系取得伪‘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之职务，不仅可掩护一己之活动，且为多数同志建立了一个潜伏据点。”
李雨生还说：“此时，局本部派在伪组织之另一线路高级干部程克祥（南京特派员，即《伪叛国者》一书主角）、彭盛木（台湾省人，日本帝大留学生）透过周佛海妻舅杨惺华之推荐，渗入伪‘财政部’周佛海办公室分任机要秘书，并与尚振声同志直接取得联系。在此期间，不时将得自敌伪之重要情报转报上级，绩效卓著。”
李回忆说：“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因南京区派在上海方面的交通员被捕，抄出往返地址，知是南京区在京沪潜伏之工作同志，故有多人被捕。钱新民亦于同时被捕，而且波及至‘清乡部队’任第七旅参谋长之尚振声亦于九日被捕。事后知悉，钱新民已与重庆本局直接取得联系。至于尚振声时任南京区区长，已与钱新民分道扬镳。但伪方始终认为尚与钱是一伙的，故被株连。”
李雨生上述回忆有不确之处，如前所述，尚振声系被沪一区交通员凌丰出卖，被捕时间则是1941年11月7日。
关于钱新民的再次被捕，李雨生特地解释说：“按钱于第一次被捕后，因株连多人，既为多数同志所不谅，乃另派员赴渝请示，上级允予恢复工作关系，并另建电台保持通信。在此期间，钱在三十年七月间，即被伪‘特工总部’派为上海虹口区区长，故钱即以此为掩护，将与重庆通报之电台暗设于内，此番出事，一并抄出密码等件，是为铁证。”
李雨生说：“尚、钱两同志二度被捕，自知难逃死劫，故在狱中反觉心情开豁，已下定必死之决心，只待最后一刻耳！”
相比于钱新民与尚振声，平祖仁的“名气”要大得多，只不过，大家感兴趣的，似乎更多地是他那位明星女友——英茵，对平本人的情况倒不太了解，连他到底是湖南人还是江西人都搞不清楚。
对此，反而是作为局外人的郑振铎提供了一些材料——郑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曾与平同事。平祖仁就义之后，郑振铎专门写了一篇《记平祖仁与英茵》，以为纪念，后收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第一辑《蛰居散记》。
郑振铎回忆说：“平祖仁先生是国立暨南大学的毕业生，曾在暨大服务过。我和他同过事，但不大熟识。他不久便转到政界里去。‘八一三’以后，他做了某区的专员，但在上海做工作，行踪很秘密。”
郑说：“有一次，被敌人侦知他的住所，派了好几个人去暗杀他。他从外面回家，刚下汽车，便听见枪声几响。他机警异常，立即躲到汽车后面。刺客们还是追了过来，他连忙匍伏到汽车底下去。街上的人们挤着看热闹，刺客们逃走了。他从容从车盘下面爬了出来，扣门进去，一点也不曾受伤。从此，他更加小心起来，进出都十分的戒备着。许多人劝他赶快离开上海。但他总不肯走开去，甘愿冒着万险，一直的住下去，直到他被伪方所逮捕为止。”
郑振铎说：“他被捕后，囚禁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那个魔穴里。听说敌伪的人物们，其初是威胁，其后是利诱。他不为所动，反以好言劝伪方人物弃暗投明。最后，他们不得不用‘刑讯’来迫取口供。他们想从他口里得到若干秘密组织和其活动的线索。他受尽了人类所能忍受的体刑，甚至他的浓密的头发，也被刑者一根根，一把把连根的生生的拔下来；满头是血淋淋的，……但他始终傲态如常，不曾泄露过一句机密的话，一点秘要的消息。”
郑说：“当他被捕进去的时候，许多和他一同做工作的人们，或和他有任何联系的人们都异常的恐慌着，生怕‘变出非常’，有被牵连进去的可能。然而迟之又久，他们却都还很平安。平祖仁先生以自己的大无畏的勇气，挺身受刑，来保全他们。不曾有一个人因他的缘故遭到不幸。许多人至今还很感激着他！”
郑振铎说：“它们（指汪伪方面）无可奈何他，只好把他扣在囚牢的角落里，长久的囚禁着，不再加理会。”
在“七十六号”大牢中，沪一区最早“失事”的高级干部刘原深曾与平祖仁关在同一“监号”，他回忆说：
“平祖仁，江西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现年三十四、五岁，从事党政工作有年，是现任江苏省第三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所有关在大牢里的人数他地位最高，所以也受到大家应有的尊敬。据说他是在法租界福履理路他的驻沪办事处被捕的。此人肤色黧黑，相貌漂亮，谈吐风雅，眉宇间有英气，看得出相当有才干，也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我们在‘放风’的时候已经接触过，如今一经深谈，颇有一见如故的意思。”
从上述郑振铎、刘原深的叙述中，我们判断，平祖仁应该是cc系人马。
刘原深回忆说：“相处既久，我发现平祖仁有学识，有才具，对××忠贞，对朋友热心，实在是一个难得的青年才俊。唯一的缺点就是爱露锋芒，不知自敛。在大牢里也学江湖人的行径，广收门徒，警卫大队的分队长之流拜他为‘先生’的就有好几个，素常言行，又太嫌招摇了些，他常常告诉人说：‘我的问题，李士群也解决不了，非到南京不可。’从他的言谈中得知，每逢万里浪找他问话，也是态度傲慢，总是弄得不欢而散。我几次想劝他，总觉交浅言深，不便启口。倒不是‘事后诸葛亮’，我早就对汪福谦谈过，我说：‘平先生的作风不改，是祸非福，我为他担心。’”
平祖仁是有家室的人，且他的太太同时被捕，也被关在“七十六号”。但在闲谈中，刘原深偶然发现，平祖仁另外还有一个“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