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90)
这个人，就是历尽艰辛、间道来渝的程克祥，他是来军统局本部“述职”的，同时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为周佛海向重庆“输诚”打通渠道。
前面说过，1942年初，因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落水”，导致京沪区“直属通讯组”组长程克祥，他的两位副手彭寿、彭盛木及全部人马被“七十六号”一锅端掉。
在被捕之前，程克祥的公开身份是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彭寿是伪中央党部干部，彭盛木名义上是伪财政部参事，实际上是周佛海的日文翻译。在伪府当中，都属于上不得“台面”的人物——殊不知，当他们军统“地工”的身份暴露以后，反而成了“香饽饽”，引起了周佛海的高度重视——因此，既可以说是程克祥成就了周佛海，亦可说是周佛海成就了程克祥，从中牵线的则是周的妻弟杨惺华。
由于这一番际遇，在程克祥的心中，对周佛海、杨惺华二人的感情，应该说比较复杂——抗战胜利以后，周、杨二人均被作为汉奸送上法庭，程克祥、彭寿专门写了一份“程克祥等关于与周佛海等发生关系及工作经过致军统局呈”，并转给法庭，其中叙述了他们在南京潜伏工作的全过程，实际上是为周、杨二人作证，证明他们曾经为抗战做过有益的工作。
在证词中，程克祥说：“窃职于民国二十八年秋，在本局南京情报组长任内，奉戴先生命，表面参加汪逆兆铭之和平运动，以便从事反间工作，当即设法与周佛海、杨惺华等认识。是时南京伪组织尚来成立，仅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设有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伪方最高之组织，亦即与敌人谈判所谓和运之机关。当时汪逆任两伪会主席，周佛海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罗君强为副秘书长，杨惺华尚无任何职务，仅因周佛海之戚谊办理庶务而已。”
程回忆说：“自二十八年九月间起，职已探知汪逆有与日本进行经济、驻兵及组织伪政府等各项秘密谈判。为欲搜集关于谈判之内容及敌伪勾结之实际情况起见，乃将职组副组长彭盛木同志介绍与周佛海充任其秘书。盛木为台湾人，曾充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教授，精通日语，惟对于本国政治、社会情形不甚热悉，幸赖杨惺华之友谊援助，得在周之左右，与各重要伪员周旋，并得参加各项谈判，而将全部会谈记录呈送本局。其最著者如敌伪之基本谈判、敌伪经济会谈、青岛会谈等，甚至汪逆与敌方重要人员之私人会谈，凡周佛海所知者皆由彭盛木直接探知，或由杨惺华代为询问告知，制成报告呈局。”
程克祥说：“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杨惺华以周佛海亲戚之关系，充伪财政部总务司长，乃设法将彭盛木介充伪财政部参事，因而使职组获得伪方财政上各项重要措施，以及敌方在陷区金融、经济上之各项重要情报。又，二十八年十月间，职组为欲明了长江上游敌方军事情形，为谋交通之便利与掩护之周密，乃托杨惺华设法将副组长彭寿同志介充伪中央党部驻武汉联络主任。彭寿因得率领随员数人实地调查九江、南昌、武昌、汉口等处之敌方军事及陷区各项情况，制成有系统之详细报告呈局。”
程还举例说：“二十九年八月至十月，敌伪在南京举行最重要之会议，彭盛木同志亦赖杨惺华人事上之援助，获得参加。凡关敌伪商订之各项重要条约与秘密议定书、附属议定书等全部记录、以及两方在会议时辩论情形，皆由职组制成报告陆续报局。”
上文中程所说“最重要之会议”，系指汪伪与日方就签订《中日国交调整条约》所进行的谈判，据周佛海在日记中记载，双方共进行了15轮正式磋商。该条约于1940年11月30日签字，包括“附属议定书”“日华两国全权委员间关于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和“附属秘密协定”等附件，同时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
至此，日本方面正式“承认”汪伪政权，汪伪方面则承认伪满洲国。汪精卫在他当天的日记中记载说：“中日条约签字。中、日、满共同宣言发表。夜在国府宴会。广播。”
按：汪精卫的所谓日记写得极简略，简略到很多东西在后人看来不知所云。因此，称之为“备忘录”或许更为适宜。
在当晚的广播中，汪精卫说：“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
对于伪满洲国问题，汪表示：“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周佛海也出席了当天的签字仪式，他的日记就详细多了，周说：
“八时起。赴国民政府参加中日正式签约典礼。十一时往参加中日（满）共同宣言签字仪式。过去努力，告一段落，今后另开一新纪元矣。惟此举是祸是福，人非上帝，未有能预言者。”
在日记中，周还说：“最好汪蒋之间能有默契及了解，一参加日、德、意阵线，一参加英、美阵线。将来无论两阵线谁胜谁败，中国均有办法，否则双方均孤注一掷，实甚危险。惟两公虽均有此远见，惜无此雅量耳。”
当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否认汪兆铭与日本所订之非法条约，倘有任何国家承认南京伪政权者，即与断绝国交。”
同时，重庆方面悬赏十万元，再度通缉汪精卫。
对于周佛海在这一期间的情况，程克祥评价说：
“自民国二十八年冬起至三十一年夏止，迭次据彭盛木同志报告称：周佛海自参加伪组织以来，鉴于敌伪两方情势不合，业与我第三战区长官及中央党部秘密接洽，以谋取得联络。周之心理倾向中央可于对内、对外任何会谈提及最高领袖，其言词极表谦和、态度极形恭敬时见之。又称周佛海在敌伪间，遇有关于各项权利之协商谈判，汪逆兆铭献媚日本，举例如日人要求三分，汪逆似有愿给四五分之态度，周佛海则与汪逆相反，时常与日本人争得面红耳赤，因此日本人不满周佛海，而汪亦不满周佛海，汪、周之间显分两派云云。”
在周佛海日记中，首次出现程克祥的名字是在1941年8月27日：“返家后，接见孙济武、程克祥，谈社运会问题。”那还是在程被捕之前，周的记载完全是办公事的语气。
据程克祥回忆，1941年底，杨惺华曾提前向其“示警”：“三十年十二月下旬，杨惺华密告彭寿同志：‘伪特工总部设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已有逮捕兄等之消息，宜速为计。’”
程回忆说：“当是时也，本局上海区长陈恭澍、南京区长钱新民均已先后被捕，而在南京区之电台器材已有一大部份被抄去，所余一部分业经未被捕之同志带往后方，所有职组情报原由京区电台与局通报者，不得不改由沪区仅存之电台代发。此时情报极关重要，而环境又极困难，虽得杨惺华密告逮捕消息，职等以职责所在，又不敢擅自撤退，不得不电局请示。”
程克祥说：“其时应负京沪线上交通联络之责者为安少如同志，不意安同志已被伪方派员尾随侦伺，安同志尚不自觉。职拟电文稿遂于由京赴沪途中被七十六号抄去，职组同志不幸于三十一年一月五日全体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