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81)
关于“林世良事件”，传说不少，但多系人云亦云，讲故事，有的连发案时间都搞错，我们不妨看看他的亲属是怎么说的。
据林世良的外甥孙灵之回忆：“林世良是我的大姨夫，我外公外婆生三女四男。长女诸莲英（已故）嫁林世良，次女诸月英嫁我先父孙家良，三女诸绝英嫁罗遂良。小时候，常听大人说，诸家三个‘英’嫁三个‘良’。”
孙灵之说：“我大阿姨嫁林世良时是诸家七十年第一次嫁女，我外公对一位来参加婚礼的美国传教士说：‘林世良婚后，不安份守己的话，我将处罚他。’三个女儿中，我母亲最晚婚，抗战期间，外公、外婆、母亲和小舅舅从苏州避难上海，住在林世良和大阿姨家里。我母亲一九四六年结婚时，林世良已去世，小时候只听说林世良是为孔家（孔祥熙）死的。”
所谓“为孔家死的”，是因为林世良端的是孔祥熙的饭碗。
孙灵之说：“林世良是福建人，他父亲是上海圣约翰第一期毕业生，他母亲在上海过世时，林世良为他母亲在万国殡仪馆大做丧事。林世良一九二七年与我两位堂舅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后来他转入东吴大学，而后毕业于东吴大学，林世良与我大阿姨诸莲英的认识也就是透过其中一位堂舅的介绍。
据孙灵之的这位堂舅回忆：“林世良常到我叔父家（叔父家与我家很近），因此便与你大阿姨相识、相知、相恋，并于一九三二年结婚，不久林世良就职于南京励志社，励志社是政府专门招待各地来京的贵宾而设，林世良是总干事，因缘拍上孔财神的马屁，进入中央银行，做总务处处长，红极一时。”
按：上述回忆有点问题，众所周知，励志社总干事是黄仁霖。
孙灵之说：“林世良除了与孔祥熙的部属关系外，他也为孔家全家效劳，如孔太太的出出入入，他总是服侍在身旁。又如孔家的孩子考大学还是林世良代考的，以致他们得以进入上海圣约翰念书。我的一位表哥告诉我林世良曾拜孔祥熙为干爹，又因这层关系，更使林为孔家尽心尽力，而相对的孔家也把林家当成自己人看待，如抗战期间，我外公、外婆、小舅舅和母亲都住在林家，而林家当时住的是中央银行给孔家的房子。”
关于林世良与孔二小姐（令伟）的关系问题，孙灵之澄清说：
“由于林与孔家往来密切，经常出入于孔家，就有传说林是孔二小姐的情人。事实不然，据我家人的描述，孔二小姐有同性恋的倾向，因为她总是女扮男装，以男人的姿态自居，家人甚至说孔二小姐曾娶了一位杨小姐做太太，结婚后他们还领养了一个女儿，我的小舅还教过这个女孩子『弹』钢琴，由此可见林世良不可能与孔二小姐有男女之情。”
现在要说到中央信托局了。
据曾在该局易货处任专员的刘心如回忆：“1935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在上海创设中央信托局总局，隶属于中央银行总行，同时又受财政部管辖，即受双重领导。其资金为法币5000万元，另由中央银行予以透支贷款。时值日寇侵略气焰嚣张，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藉抗日名义，向国外订购军资、军火武器，制订‘兵工储料案’，需要设立机构办理对外洽购及签订合同事宜，同时输出国内土产换取外汇，作为购料的外币资金，因而设立中央信托局。”
刘心如说：“信托局最高组织机构为理事会，理事长孔祥熙，理事有张公权、徐柏园、徐堪、孔令侃（孔祥熙之子）、陈光甫、盛萍臣等。由孔令侃以理事主持‘兵工储料案’的实际事务。下面由理事会委派局长、副局长负责执行理事会交办的任务。”
刘心如说：“中信局及贸易委员会所属各公司出口所得的外汇，除因业务使用外，如另有用途，例须呈由孔祥熙核准。当时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一身兼行政、财政、金融、贸易的首领，只须孔的一纸手条，即可动用调拨外汇。”
1938年，中央信托局迁到重庆，下设相当多的业务部门，其中一个就是运输处，经理即林世良。刘心如说：
“当时有林世良者，为孔之心腹，常奔走孔家，亲若家人。孔派林为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每藉洽办进出口运输之名出国，为孔布置私事。凡此事实，当时一般职员有目共睹，心领神会。……林世良与孔二小姐及孔令侃相友善，伙同营私。中信局运输处有卡车数百辆，林世良在运输出口物资的回程中，常为孔家载运进口奢侈品来渝，以谋厚利，在卡车上贴以‘军用品’封条，沿途无人敢于过问或检查。”
刘心如说：“在仰光失陷之前，我国向国外所购军火武器经仰光待运回国者为数甚巨，情势紧急时，派林世良亲率卡车前往抢运。林世良运入数批之后，从仰光以卡车载运私人的大成公司的呢绒、五金等货回国。仰光陷敌后尚有大宗军火武器未及运出而落入敌手，此事发觉后，舆论大哗，后方人心震动。”
所谓大成公司，刘心如解释说：“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孔祥熙以孔子后裔自命，盖以‘大成’两字隐含孔家企业之意。随后获悉这个牌名，系当初创设此公司时，名称为孔二小姐所定。盖彼等目中无人，肆无忌惮，初不料因此招致物议，终于真相毕露。”
刘心如所说的“从仰光以卡车载运私人的大成公司的呢绒、五金等货回国”即“林世良案”，这当然是林在冒险——事实上，他本来是打算走个“正路”的，但没有走通。此事，刘心如亦是半个“当事人”，他回忆说：
“先是，林世良有一次从仰光回重庆，向中信局建议收购存仰光的商货呢绒、五金。一天，副局长张度召购料处、易货处的负责人面商业务。当时易货处的经理常驻香港，乃由我前往洽谈，购料处也有人参加，但林世良并不在座。张度说仰光军情很紧，在该地存有商品，拟予收购，可由购料处收购五金，易货处收购呢绒布。当询以详细品名时，张度即以清单货物二纸交给阅看。”
刘回忆说：“我见清单所列系直贡呢、法兰绒等高贵货物，在抗战时被列为奢侈品，法令禁止进口，当以此货抵触法令，提出异议，当时尚不知其另有秘密内容。张度说禁令系对平时进口而言，现在因仰光危在旦夕，则进口情形不同。讨论未有结果，约以次日再谈。”
刘心如回忆说：“第二天会谈时，我指出重庆报纸常因事攻击中信局，如必须购办，为局着想，请将此事呈报孔理事长，由行政院予以核准，以资依据，否则易货处不敢承办。购料处也以该五金不合需要，不欲购办，并赞同我的意见。张度不悦地说：你们既然都不愿意做，就作罢吧。此事就此告终。”
当晚，林世良亲自“拜访”刘心如。刘回忆说：“我与林平时因工作关系偶有接触，而无私人往来。林以孔门红人自居，趾高气扬，此次屈尊来访，自有其用意。”
当时，林世良对刘心如说：“呢绒进口后利润颇大，对局有利；而且帮助商人，避免在国外损失，商人亦必知感；现在后方物资缺乏，大家都很艰苦，张副局长既有意购办，你何必坚持不肯呢？”
刘听了，坚持说：“呢绒内销非易货处业务范围，麦经理不在重庆，我人微不能负此责任。”
事已至此，林世良遂不顾一切，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