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77)

为了查黄天迈这点事，笔者曾精研了《顾维钧回忆录》的第三、第四两个分册（即第四卷“出使法国”的后两部，时间跨度是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7月）——毫不夸张地说，那绝对是一个“苦难的历程”，比上大学的时候读《悲惨世界》还要悲惨——阅读者必须不断地还原历史背景，比如：当时的中法、法德、法英、德苏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些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从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哪一个阶段；中国与“印度支那”的关系如何、特别是滇湎路方面的情况怎样；等等。好处是几乎相当于重温了一遍欧战及之前的国际关系史。坏处嘛，当然倒没有什么，只是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脑力。

在详尽叙述了“杨杰在巴黎的活动”之后，顾维钧连带谈到了黄天迈的事情。他回忆说：

“外交部通过我的电报查觉到事情有些蹊跷，但对于真实情况也感茫无所知。因此，当国民党中执委程天固于（1939年）5月31日由重庆到达巴黎后，向我解释他此行使命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据说他有两项任务：（1）调查杨杰在法国的活动；（2）检查驻欧洲各使馆、代表团、领事馆的工作。”

顾进一步说：“杨杰的异常活动和阴谋权术打破了在巴黎的中国官方和非官方人士中一向平静的气氛。他挟嫌密告唐将军的举动，以及驻巴黎国民党党部关于他同驻巴黎中国总领事黄正互相勾结进行活动的报告，肯定使重庆方面大为不满。因此才派程天固前来巴黎，表面上是对大使馆和领事馆进行全面工作检查，同时也负责调查这件事。特别是因为此事关系到杨杰和黄正总领事。”

顾维钧说的“黄正”即黄天迈，据文强说，黄的原名确实叫黄正。

顾维钧回忆说：“6月4日，我邀请程先生和巴黎国民党党部的邱先生吃午饭，就便讨论这个问题。应程先生的要求，我给他看了载有杨杰及驻巴黎总领事馆活动情况的文件副本，6月12日谢东发（此人是受过法国教育的大使馆参事）给我送来四份签证，这是经总领事馆新设办事处签署并由该馆临时雇员臧侃（音译）经手发出的。由于法国内政部曾与法国外交部外侨管理处处长隆姆联系，按照他的建议，巴黎犹太人团体的代表拿着这些签证来大使馆反映情况。签证上有黄正总领事的中文签字和总领事馆的公章。”

顾说：“应程天固之请，我把这几份签证连同申请签证人的名单（其中有206名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籍犹太人和51名无国籍犹太人）随后也送给他看了。显然，旅行社和总领事馆签证部门之间订有一项协议，使几百名从法西斯和纳粹统治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获得中国政府的护照。”

顾进一步说：“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申请人要付出800法郎才能得到一份签证，这大大超过了正常收费的标准。并且，正像给我的报告那样，这笔钱由某一旅行社与中国总领事馆分享，而犹太人只有通过这家旅行社才能向总领事馆的新设办事处请领护照。显而易见，这不仅是一种违法越权，无可置辩的舞弊勾当，而且是发证经办人乘犹太人之危的剥削行为。”

很显然，黄天迈被牵涉进了一桩因拯救犹太人而产生的“贪腐案”。

顾维钧回忆说：“6月14日，在大使馆、总领事馆和国民党巴黎党部联合举行的‘总理纪念周’集会上，我乘机询问黄正，总领事馆是否收到了许多要求去中国的签证申请书，他回答说只有大约十几个人来到新设办事处申请，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仅在两天前，我已收到一份名单，上面列有二百多个申请人的姓名）。黄正接着说，犹太人保护协会秘书长曾问过他，犹太人是否能够移到中国定居。他答复说，此事须待接到建议细节之后，请示中国政府再作回复。”

因整个案情的叙述，被顾维钧搞得特别复杂，因此他后面的回忆，就不再引述了，大家只需要知道事情的起因即可，此后顾亦未提到黄天迈受到了什么样的处分。

倒是文强在回忆中曾谈到黄的案情，但与顾的回忆和黄的自述均有很大不同。文说：

“我与黄一度颇为接近，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据其自白，再加上我了解的情况，得知他由外交界跳到军统特务集团，是有一段经过的。”

文强说：“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巴黎任总领事时，适逢著名的杨杰将军以驻苏大使兼驻法大使，一度居住巴黎。黄在杨面前大献殷勤，为时不久，杨对他颇信赖，视为臂助。黄利用外交人员之特权，在巴黎经营黑市，套购外币，一出一进，获利甚丰。后来事败，黄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黄便将所干的坏事，全推之于杨杰将军，甚至说是奉命办理，如要追究责任，首先当由授命人承担。蒋介石得到密报，同时又收到法国政府的驱逐照会，也就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杰及黄天迈押解回国，交战时军法局依法审理。杨未久被保释出狱，黄则判刑监禁。”

对于杨杰，黄天迈亦在回忆中放情“月旦”，他说：

“杨杰自命军事专家，过去带兵时从未打过胜仗。他为人桀骜不驯，好大喜功，锋芒外露，但他做事也有其独到之处。惟口不择言，与蒙部长谈话，尽情宣泄其私人恩怨，竟谓‘何应钦、孔祥熙都是亲日派’，我当然未予翻译。他私生活糜烂，挥霍无度。财政部所汇美金五万存于巴黎东方汇理银行，原作支付安南运费之用，被杨杰挪用，以致无法交代。”

黄天迈回忆说：“因杨杰回国后，财政部问他五万美金下落，他说仍存银行，但迟迟不报。财政部透过外交途径，向巴黎东方汇理银行密查，银行说存款已被杨杰提走，有杨取款亲笔签字为凭。财政部据以问杨，他仍坚持并未动用，必系有人‘伪签冒领’。杨杰不知我将奉调回国，以我远在海外，遂告财政部存款事我亦知情，嫌疑最大。财政部乃函请军法执行总监部将我传讯。”

黄天迈说：“我于一九四零年奉军事委员会借凋回国，已内定在侍从室工作。我到重庆后，不意祸从天降，军法执行总监部将我拘留于土桥看守所。”

文强说：“这么一来，黄在外交界声名狼藉，出狱无期，前途茫茫，几至寻死自杀。”

文强回忆说：“当时的军法局长徐业道，系戴笠培植并向蒋介石力保提拔起来的最高军法行政官（徐业道多年充任军统司法科长、处长等职），徐为了讨好其主子戴笠，便夸黄为难得‘人才’，如能保释留用，必能感恩图报做出贡献。戴曾因此亲到监狱视察，然后才敢向蒋介石保释请求留用。这一段为外人所不知的情节，是黄毫无隐瞒地告诉我的，我亦询问过徐业道，证明黄之所言属实。”

1942年10月14日，沈醉又记了一篇十分“奇怪”的日记。他说：

“难得一个这样的机会，让我去试尝一下军人监狱接见人犯的味道。更难得的是和培之相处一个整天。虽然今天吃了许多近年来不曾有过的苦头，但它同时也有许多难能而可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