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68)
谈到“纪律”，戴笠强调说：
“我们这个革命团体，是绝对讲纪律的，我们一定是别是非，论功过，实行赏罚，所谓‘综窍名实，信赏必罚’。这一个纪律运动，我们要由本身做起，倡导成为一种风气，将来还要把它推广扩大，使得全国各处都能实行我们这样严格的纪律。这样，小而言之，我们可以促成整个新中国政治的进步，十年来我们之所以对纪律牢不放松，就是这个道埋。”
在讲话中，戴笠回顾了十年来“团体”执行纪律的情况，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件是×××同志的事情。大家同志知道，我们因为负责任的艰巨，因为生活一天天的艰苦，而在艰苦的生活情形下，还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不为外务所摇惑，不为环境所辛累，所以前年毅然决定：抗战没有终结，同志禁止结婚。这种战时纪律的宣布，当然是我们最大的苦心，×同志是××××学校毕业，由我们资送德国留学，后来到××担任×××××，去年八月八日我在××，听说他要同××××的小姐结婚，我以此事关系团体纪律，马上电×××同志；说此事不可以，因为电报到得很迟，×同志来不及转给他，于是结婚便成为事实。”
戴笠接着说：“这次我到××去，就想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可是还在路上，×××××就先托×总司令向我进言，要我到××后不提此事，这当然使我为难；但纪律是绝对公平的，不容有特殊与例外，这件事我就不处置了吗？没有那回事！现在我已决定，叫他把当年我送他到德求学的全部费用，一分一毫都要缴回来，否则还是要一例执行的！为甚么要如此呢？就是要保持团体纪律的尊严，绝对不容少数人加以破坏！如果不能处罝他，我这工作还能做下去吗？因为我如果做了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内疚神明，晚上觉都睡不着。”
戴笠又说：“第二件是××同志的事情。×同志过去在广东×××，后来又到广州香港各地工作，非常努力，对团体也非常忠实，因为自己把握不定，生活不检点，有一次到澳门，交友不慎，踏入赌场，输了公款四万多块钱，去年禁闭守法，犯了这样一件大事，也在这次‘四一’开释了！可是还是说，如果他不能把所亏的公款全数交出来，还是要追究，因为这笔款项不是因为防范不严密被人家偷去！失窃可以原谅，而是他自己赌输的，禁闭只是处罚他赌博的行为，并不能抵偿亏款。”
戴笠说：“这是我前天所想到的两件事情。但是不是十年来我们只有这两件事对不起同志，这个责任就不能完全由我来负，而是干部的问题，因为我所知道的事情，我都有一个处置，如果干部姑息偏私，甚或自己有弱点，自然难免有许多事还为纪律所不及。”
戴笠强调说：“我们今后的纪律，一定是充实地积极方面的意义，并且要扩大奖善运动，同志有一点好的地方，我们就要尽量把他表扬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纪律的实施一定要得当，不能有冤枉，这样的纪律才不失纪律的真义，才可以得到纪律的效果，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在讲话的最后，戴笠警告说：“中国有句古话：‘既往不咎’，各位恢复自由之后，团体对各位过去的一切当然忘记不提；但是各位要注意，这次开释是予各位以自新之路，如果各位不能自新，重陷迷途，那将来旧账还是要重提的。”
纵观整篇讲话，戴笠并未提到稽查处，但沈醉等是局内人，自然知道戴是有所指的，于是当即向陶一珊通报情况。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还记载说：
“晚上我们讨论到陶的为人和做事，结果对他均有如下之批评：人确不坏，很够朋友，只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了一些！假设他过去坚持要保我当副处长，哪会有今天这些事发生呵！？难怪老板骂他是纸包火的政策，哪会不失败？”
此时，大家已经意识到陶一珊的这个“官儿”靠不住了。沈醉说：
“有些时候我的确也认为他太软弱了些！在他这一届处长任内，实在建树太少，而处处在粉饰太平，天天在等事做。廖登台后，又将是一番怎样的作风，这又是一班人所最关心的。”
就在第二天，沈醉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将被提升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记载说：
“微闻老板有以我为副处长之消息，闻之大吓一跳。我是绝对不愿做的事，为什么要轮到我头上？……但一到局本部打听一下老板调升我为副处长的手令已下来了，闻后如冷水浇头。唉！我真不能脱离重庆这讨厌的地方么？”
在4月15日的日记中，沈醉说：
“连日处长不快之神态溢于言表，我素不善辞令，竟无一言可慰。做稽查工作的人，是最难得有好下场的。这一种工作谁都认为不能做这一点，我倒另有见解。我总觉得在做工作时，固应有一套，但不做工作时那一套便应当收起来。这点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4月18日，平地一声雷，红火了三、四年的陶一珊到底还是垮台了。在4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昨晚临睡前，发觉处长被王团长请去望龙门，我猜到一定是为了别人告他做生意。虽然平日不愿走公馆，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能不冒雨去安慰陶太太一下。这种不幸的事情到来，真是太惨了些。”
沈醉说的“王团长”即王兆槐，时任军委会特务第五团团长。
特务第五团即军统局直辖的特务总队，在回忆中，沈醉解释说：
“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先后担任过总队长、团长的人，有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文新等人。”
沈醉说：“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是它分派出去的。”
沈醉说：“这个总队一直设在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内。当时重庆许多人一听到‘望龙门’三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个特务机关的残暴，莫不又恨又怕。这个总队的特务们，在外横行不法时，别人问到他们是什么机关，他们总是以骄横的口吻回答一声：‘望龙门的！’凭这四个字，看戏便可以不用买票，坐车坐船也不必花钱，一些公娼私娼与鸦片烟馆，一听到是这里的，莫不暗中叫苦连天，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来欢迎。因为他们比一般公开特务机关更凶，是直属于军统局的单位，连许多特务人员都要让他们几分，所以他们越来越凶狠，没有人敢惹他们。”
特务总队的看守所即所谓“小学”（白公馆、渣滓洞两看守所为“中学”，息烽监狱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