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64)
1941年3月25日，沈醉回到重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
“搭着原车到离海棠溪八公里的地方，换上中央银行的卡车，从娄溪沟过河，到了重庆，达到两路口时已四点多钟。处中情形无大变动，只是处长腿伤未痊，故特往探望。真想不到他会遇到这么不巧的事，幸好伤不在要害，不然更槽！”
按：沈醉说的“处长腿伤未痊”，指的是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不慎摔伤，但谁也想不到，这点小伤竟引发了陶的一场“滔天大祸”。
此时，军统局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四一”大会，从1940年开始，这已经是军统的第三次“四一大会”了，因当年正值军统局（特务处）成立十周年，戴笠高度重视，决心好好地张扬一下。沈醉回忆说：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是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充分展示军统的十年发展史，从这年的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抽调各方面的人员成立了筹备组，并向各外勤及所有公开和秘密单位发出了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十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职、殉难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和遗孤，选送庆祝大会的对联和礼品。”
沈醉说：“当时军统局还没有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指示筹备组，用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布临时搭建一个大帐篷。此时，正值抗战的艰难时期，重庆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购置这些布匹不但要化费巨额钱财，而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但戴笠的指示又无法违抗，筹备组只好动用特务向重庆各个布店借用，搞的许多布店老板叫苦不迭。”
当沈醉从息烽赶回重庆的时候，正是“四一”大会筹备的紧要关头。恰在同一天，戴笠从外地视察归来，随即马不停蹄地开始检查筹备情况，军统局上下人等立时被折腾得晕头转向。沈醉说：
“戴笠除了对庆祝大会的程序、内容、会场布置、进出路线和出席人员名单一一过问外，还对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和发型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些规定，将以团体纪律予以严厉制裁。”
这当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军统局谍参班第四期学员，临时借调参加筹备工作的张赣萍回忆说：
“在那一次盛大纪念典礼举行之前，还有一件小事情，可以见出戴雨农先生的观察灵敏，顾虑周到。因为纪念日是四月一日，重庆是座嘉陵江畔的山城，因此三月间的天气，虽然春暖花开，而在三月尾四月初，也常常会出现‘春寒料峭’的突变天气。但那一年的三月是温暖的，为着那次盛典，上下均郑重其事，在分配工作中，由内勤女职员担任招待。”
张赣萍说：“战时物力维艰，服装方面，都是因简就陋；小姐们的服饰，漂亮固然谈不到，就是求其整洁划一也不可能。因为那次有不少外宾，连蒋委员长也会亲自莅临的大场面，负责招待的女职员，在服装方面是不能‘四不像’的。因此，总务处特地为她们小姐缝制一件式样颜色质料划一的‘礼服’。”
张赣萍说：“由于缝制时是三月，天气已很暖和。在预想中，到四月大典举行，很可能会天气燠热，故此在式样颜色质料上，便选定一种细纱布，浅蓝色的短袖旗袍，作为女招待员的‘礼服’。”
在检查中，“小姐”们的“礼服”被戴笠挑出了毛病，张赣萍说：“但等戴先生三月下旬从外地回来，见到这种衣服，很不满意，也要重新缝制。”
当时戴笠所持的理由是：“天气变化莫测，像这种浅色的短袖衣服，在天热时固然可穿，万一到典礼举行那天，来一个天气突变，转为阴凉天，便会穿不出去。那时，来宾穿深色毛绒；我们女招待员却穿浅色短袖衣，纵然能咬牙龈挨冻，两相对照也太不成话，并且不够庄重。”
张赣萍说：“因此，他（指戴笠）又命令重新缝制，每人再缝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袖旗袍。消息传出，女职员无不皆大欢喜，‘无端端’得了两件免费旗袍；在那时来说，尤其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爱美小姐们，这也无异是一大喜事。而负责总务的人，则颇不以为然，认为大典之日，天气必然要热过现在；现在都已穿短袖衣，到那时又怎么不能穿？但戴先生还是本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顾虑，宁可备而不用，不可到时要用没有。”
对此，戴笠认为：“吃苦只能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吃，像这种十年才一次的盛大典礼，女接待员又是场面人物，决不能太寒酸。”
在军统局，戴笠的话就是圣旨，他说天气可能突变，就是要变，张赣萍说：“在一声命令之下，又漏夜赶制。”
本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原则，检查过后，戴笠又进行了彩排，这下查出问题的是“四一”大会筹备组警卫组组长杨清植，当即被撤职查办。在3月26日的日记中，沈醉说：
“‘四一’只差几天了。老板昨日返渝，第一个倒霉是杨清植，看看这些，真使人毛骨为之寒悚！”
在另一篇回忆中，沈醉回忆说：“戴笠亲自组织了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和程序进行推敲。有些布置和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由于蒋介石要来参加活动，戴笠对警卫工作抓得特别紧。当他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时，立马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
在3月27日的日记中，沈醉说：
“这新的使命的确使我万分的不安，当然不是自谦。‘四一’大会的警卫组长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轮到我头上的，且偏偏杨清植会出错。”
沈特别强调说：“一件使我兴奋的，是老板自己想起了我而改派，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特殊的光荣。回来刚两天他便知道，而且别人都说我尚未返渝，他却一直坚持我已回来。”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还嘲笑杨清植说：“午后去望龙门接收警卫组长。清植始终无头脑，到此刻还讲些死要面子的话，他真把我看做一个小孩。”
在戴笠的“检查”中，毛万里“进献”的一副对联引起了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1年12月9日，即“珍珠港事变”的次日，军统局上海实验区区长毛万里受命组建东南办事处，遗缺则由上海实验区副区长王一心升补。
关于东南办事处成立的原委，乔家才解释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危在旦夕，敌人谋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湖南战事日益严重。戴先生深恐重庆通往东南的水陆交通，将来受阻，为指挥东南的工作便利计，在浙江金华成立东南办事处，以毛万里任主任。”
对此，军统干部章微寒回忆（后曾任东南办事处副主任）说：
“（1941年）12月间，原华东实验区区长毛万里率同姜朝龙、毕高奎、何丹山等，由重庆乘飞机到金华，筹组东南办事处。原是计划将东南五省特务组织，划归其指挥，但在该处成立后，长江以北已被日军占领，皖南、赣东、闽北毗邻浙江地区亦没有受该处指挥。该办事处仅与这三个地区军统的公秘单位作情报的交换，其人事、经费和电讯仍由军统局直接控制。”
章微寒说：“该办事处由毛万里任主任，袁寄滨、章微寒先后任副主任。内勤分两个组，第一组为布置组，下设布置、人事、情报、行动、译电、电讯六个股；第二组为总务组，下设会计、总务两股和一个特务队，一个浙江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