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63)
张炎元所说的“鸡鹅巷”，即联络组所在地，同时也是戴笠一家老小的“公馆”——鸡鹅巷五十三号。徐亮说：
“我们的办公处设在南京城里鸡鹅巷五十三号，因为经费关系，并没有雇勤务兵，只雇了—名伙夫，可烦事之责，举凡—切寄信发电汇款买文具扫地抹桌子，都要自己办，所以一天到晚，从无休息时候，南京著名的游宴之地如夫子庙等处，从没有去过，一天到晚来客也很稀少，只是数得清楚的几个人，大概当时负责南京工作的黄雍同志平均每二天来一次，其次要算有一位当宪兵营附的周希曾君，大概平均每星期来一次，此外便没有什么人了。”
徐介绍说：“我们的办公处只是一个纵横各一丈二尺的小房间，我和马策、赖申两同志放了二张床，二张长条桌、已无回旋之余地，这个小房间仅临街有两扇小窗，白天的光线，反而不及晚上五十支光电灯底下的好。又白天免不得要出去寄信发电汇款，不及夜间安静，所以我们夜间常常不知不觉干到深夜—两点钟。这时鸡鹅巷里，时时的有敲梆子敲小锣的走过，敲梆子的卖元宵，敲小锣的卖馄饨，声声从临街的小窗里透过来，这时正是我们饥肠辘辘的时候，免不得要开门会买些来吃。”
徐亮回忆说：“习以为常，这些小贩都和我们厮混熟了，有一次一个卖馄饨的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随口答应是办报的，不错，这正像是新闻记者的生活。岂仅生活而已，我们的工作，也好像新闻记者的工作，新闻记者要用笔杆剪刀浆糊，我们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要处理情报，便不得不明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省出钱来广订了十几份报纸，—有空的时间，便忙着看报剪报贴报，前后五个月的时间，我记得曾经贴了十几大本的报纸。”
徐说：“我们除了用笔杆剪刀浆糊之外，还准备了好几种药水，用以影现各种密写的情报，药水中用途最广的是阿摩尼亚，房间既小，阿摩尼亚挥发的味道又浓，最初常常令人作呕，以后也便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臭了。”
按：徐亮说的“阿摩尼亚”即氨水，其气味可想而知。
联络组成立后不久就遇到了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徐亮回忆说：
“一二八那天，马策同志正请假回杭州，我们办公处，剩下我和赖申同志以及一名伙夫共三个人。这天傍晚，下关敌船忽然向岸上开起炮来，这时南京城里秩序颇为紊乱，时人以诗所谓‘金风萧瑟走千官’者，其实风已不是金风，而所走的官也不止一千，而且所走的也不止是官，稍为有些钱的富人之类，大概统统走了。”
按：徐亮所说“金风萧瑟走千官”，似乎是从鲁迅致许寿裳的《亥年残秋偶作》中“金风萧瑟走千宫”一句翻出来的，不过鲁迅这首七律却是作于1935年的。
徐亮回忆说：“鸡鹅巷离北门桥不远，本来还算热闹，这时寂无人声，下关的炮声，乃愈加清晰，我们除将各项文件烧毁外，在八点钟以后便睡了觉，枕头底下放一支驳壳枪，专待事变的到来，一觉好梦，不知东方既白，结果并没有什么，敌兵迄未登岸，不过街头巷尾，家家大门紧闭，很多是反锁着的，偶而有一两条狗，懒洋洋的在巷里踱来踱去罢了。”
徐亮说：“不久到了二月间，委座回家（京）组织军事委员会，戴先生也常住在南京，规定每天送一次情报，无须发电寄信之劳；通常戴先生于十—时或一时睡觉，我们的情报则于二时或三时抄好、抄好后我常将情报塞在戴先生的枕头底下然后睡觉，戴先生每天起床通常要比我们早一二小时，大概五时许便已起床，在枕头底下摸着了情报便出门亲自送到陵园附近委座公馆里去。鸡鹅巷距陵园，足足有十里，戴先生有时三块钱叫一辆野鸡汽车坐得去，有时候走得去，记得江南早春，北风犹厉，戴先生黎明时独自个御寒出城，几乎无日不如此。”
这时，力行社已经成立，马上就要进入特务处时代了。
徐亮回忆说：“一日，戴先生送了情报回来说：委座命他将联络组扩编为特务处，我们便又忙着拟特务处组织大纲及工作计划，编造预算，物色同志，这时适张兖甫同志自沪过京赴河南第一师工作，我请戴先生一定留他在京担任会计并庶务，因为我自联络处开始以来，除了担任搜集情报和外面各项接洽工作外，还担负了各项经理工作如订伙食、汇钞取钞等事，现在特务处的预算是从二千五百元扩大到—万四千九百元了，实在有些觉得兹事体大，经我再三要求，戴先生也便答应下来，于是内勤方面，多了一位张兖甫同志，可是马策同志又走了。”
徐亮说：“特务处的编制外尚有十七个通讯组，内部有两科一室，侦察科长郑介民，行动科长邱开基，还有一个书记长，便由我担任了下来。所谓书记长者、只不过我和张兖甫同志、赖申同志三个人而已。特务处一开始，京沪通讯组没有适当的人去，戴先生派我去担任组长工作。这时适张炎元同志自香港返京，戴先生便派张同志来接我的工作。”
在1932年3月28日的日记中，唐纵说：“上午抵南京，将行李一直运到鸡鹅巷雨农家中，以示来京即以他为依归，避其疑忌。”
对此，徐亮说：“这时唐纵同志也从南昌回来了，戴先生问他究竟好动还是好静，唐同志回答是好静，戴先生遂命他在斗鸡闸徐府（巷）三号另组一办公处，这样，特务处便开始工作了。”
至此，徐亮的这篇《十年前》就讲完了——正好讲到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开张”。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唐纵说：
“戴笠要我在京做书记的事务。我本来打算辞职，见他这么推重，我已允许这机械的生活了。”
忽忽十年，此时，唐纵已经从特务处的“书记”熬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几乎相当于代表蒋统辖各情报机关的业务工作。
不仅如此，唐纵的责任，似乎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在1941年3月26日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晚上，委座召见垂询工作情形，报告之后，委座吩咐对两个调查统计局工作要调整，对两调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并嘱须每日前往两调统局视察，协助指导，并接见其工作人员，对经理暂时不必过问。最后并吩咐，其人事必须由侍从室第六组掌握。”
按：唐纵所说的“两个调查统计局”即指中统和军统；“经理”指财务工作。
对此，唐纵说：“综观近来情形，为**密码事，委座对雨农甚为不满，似已动摇其信任，但我不愿做这工作。委座给我这个任务，甚难担负。他们决不愿我考核他们的人事。做不通，委座以为我没能力，做通了，我也不愿做这工作。”
在唐纵日记中，这已经是第二次谈到蒋介石对戴笠的不满了，上一次是在1941年12月4日，唐记载说：
“昨日与雨农谈活甚久，彼将近来之遭遇相告，上海，天津之工作布置，相继为敌伪所破坏，人员为敌伪所逮捕，内地又不断小纠纷。前日为委座斥责。但他毫无心灰气馁之象，而意气依然盛，权势更集中。不惮烦扰，不惜人言，诚为时下不可多见者。”
在1942年1月5日的日记中，唐纵还记载了一件小事：
“孟坚来午饭，谓我将来可继承雨农之工作，余曰：可惜我无此愿望。孟坚之与我交，恐即因此心理而生。”
唐所说的“孟坚”即蔡孟坚，时任甘肃省兰州市市长，与戴笠、唐纵都是很好的朋友。
对戴笠而言，这些当然都不是什么好兆头——尽管他马上就要迎来“团体”十周年的盛大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