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52)

陈华回忆说：“就如此这般，我回答了四句，就挨了日本宪兵四记耳光。每一记，都打得我眼前金星直冒，嘴角涔涔流血。一名日本宪兵问完，再换一个。大概我已经挨遍他们队上每一个人的耳光了。问来问去，实在问不出‘耳光’以外的另一句回答。日本宪兵把我当作要犯看待，启德机场戒备森严，一专机送我到广州。”

陈回忆说：“还以为香港的日本宪兵野蛮呢！一到广州，算他们‘赏脸’，换上一位花田中尉问我的案。这位花田中尉跟我见面。居然连闲话都不需要了，先给我来上一次下马威，一顿拳打脚踢，外加抓起头发拖来拖去。这一顿狠狠的修理，直将我打得晕头转向、遍体鳞伤，耳朵里尽响起戴笠闲谈时对我所说的：‘对付东洋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随他怎么问，什么都别说！’”

陈华说：“打到吃饭号音响，花田自顾自去用餐。叫勤务兵给我送来一碗乱七八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我身体发虚，肚子饿得要命。可是面对那一碗囚食，我连闻都不敢去闻，那里敢吃。一顿不吃继之以一天两天，我吃不下饭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以为我挨打不吭声，再加上不吃不睡，是在想绝食自杀。”

陈回忆说：“当时，日本宪兵抓到了我，一致认为这是了不起的重大收获，以我和戴笠的关系，他们认定可以把沦陷地区的重庆特工一网打尽。我若一自杀身死，那他们岂不全部希望落空？因此，由于这一项误会，他们头一个反应是恼羞成怒，用更野蛮的手段强迫我吃饭。”

陈华说：“三声吃不吃一问，我委实难以下咽就只好连连摇头。花田火大了，不使巴掌用拳头，一顿打得我满地乱爬（的）毒打，死去活来三五回。我不哭、不叫，还是闷声不响。从中午打到下午四五点，花田的皮靴顶到了我的眼跟前，一把头发把我拎起来，再发出一声喝问：‘你究竟吃不吃，招不招？’”

陈回忆说：“我有气无力的挣出了一句话：‘你打得累不累呀！’扑哧一声，花田笑了。”

陈华说：“这一笑，正是东洋人对我‘怀柔政策’的开端。不打了，反倒把我请到他们的军官餐厅，眼看我狼吞虎咽，小鱼大肉的填满了肚皮。至今想想当年的日本宪兵也真笨，偏偏想不透我是养尊处优，天天山珍海味吃惯了，我不是不吃东西，而是味道不好宁可不吃。”

在回忆中，陈华还说：“至于他们逼牢了我要我招的呢？也不是我不招。偏是我真的只认识一个戴笠。当然了，戴笠的高级干部我认得的也不少，只是他们阶级太高，一个个位居要津，鲜衣怒马，又怎么会到沦陷区来拎着脑袋做地下工作呢？”

这时，轮到陈华发问了：“依你看，我是不是个人？”

花田说：“当然是人。”

“男人还是女人？”

“女人。”

听了花田的话，陈华说:“女人总是比较爱干净的，是不是？从香港到广州，我已经关了、打了十几天。这一身衣服又破又烂又臭，你叫我怎么穿下去？”

陈回忆说：“满心以为给他出个难题目，殊不知正中他的下怀。既然决定对我‘怀柔’，就不得不带我上街，非关‘拍拖’，不是逛逛，而是由他‘自掏腰包’给我买衣服，买日常用品。他七拼八凑‘借’给我一百港纸，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他说：‘在香港，在上海，我的钱都大大的有，只要你们把我放出去，我马上还你。’”

陈华说：“由日本中尉当贴身保镖，我旧地重游在广州市区采买，大包小包都堆到他的手上。要回宪兵队，看看手头还有不少的钱，反正身边有个跟班，增城挂绿荔枝刚刚上市，我统统买了荔枝。”

花田看了，说：“你买这么多荔枝做什么？难道你又想不吃饭，光吃荔枝呀？”

陈华的回答，出乎花田的意料，她说：“不，到你们队上快一个礼拜了，你们队上的人打也打熟了。买点荔枝请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以后下手也可以轻松一点。”

陈华在广州被押了三个星期，又被解到上海。她回忆说：

“当时我心中明白，日本宪兵始终认为我是一个香饵——可能让他们钓到金鳖。纵使戴笠不会情深如许，因为我的被捕垂危而急于营救，自投罗网。至少也能从我身上打、逼、骗出若干线索，将沦陷区各地戴笠的部下一网打尽。广州方面既然徒劳无功、白费心机，那就不妨把我解往上海去。在他们设想之中，上海是我的老家，我的‘巢穴’。上海方面的地下工作者我断然不会不熟，那就会让他们大有‘斩获’。”

从广州到上海，需要在台北中传，陈华说：“于是民国三十一年间，我就有过一次台北游。”

陈回忆说：“飞机是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的，机场上岗哨密布，如临大敌。中日大战已进行了将近五年，这才是我头一回感觉到战争的气氛。花田押解我搭乘军用汽车到市中心区，照说他应该把我押到台湾总督府军事监狱，偏是我在车上闲闲的问他一句：‘台湾从前是中国人的什么地方？’”

花田“扳着脸”说：“现在是大日本的领土，这里住的统统是大日本的皇民！”

陈华回忆说：“我锲而不舍的再问：‘那我这个中国女人，能不能到从前中国人的地方去逛一逛？’他无可奈何的点下头来。就此使我免了一日的台北牢狱之灾，而且还在距今四十六年以前，作了一次轻轻松松的台北游。”

陈华说：“吃了一顿最高级而最丰盛的日本料理，我手里挥舞着花田的军用钞票，叫他尽量挑贵的料理点，放开肚皮吃。花田嘟囔着：‘这一餐，要用上我一个月的薪饷。’我随口问了声他一个月拿多少卖命钱，花田据实报告。我略略折算，索性再气他一气说：‘我家里最低级的小丫头、小司机和厨房里的小师傅，一个月所得都要比你这日本中尉多个两三倍。’”

陈回忆说：“到上海，日本人照样还在对我‘怀柔’，使我轻松自在，备受优待。尤其是我在上海地头太熟，多方面的亲朋好友太多。即使关在日本宪兵队里也访客川流不息，囚室里满溢欢声笑语，亲友的赠与，仍然使我吃着不尽，反倒成为难友之中的大善人。”

在回忆中，提起这一段牢狱生涯，陈华自谦地说：

“我不是轰轰烈烈的爱国志士，也不是那些‘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地下工作者，只是一个有钱时懂得享受，倒霉也能吃苦的小妇人而已。再则国家民族观念总归还是稍稍有一点的，我之所以与众不同，被东洋人捉进监牢，实则因为我前有一个丈夫杨虎，后有一个好友戴笠。”

陈进一步说：“我之所以屈打不成招，纯粹由于我真不知道。至于打死不求饶，那是我对人性的了解——世间只有落井下石，那来雪中送炭？你越求饶，他就打得越凶。”

陈华回忆说：“等到上海日本宪兵队果真摸清楚了我的底细，他们倒也宽宏大量的将我先交保，后开释。然后撤除监视网，使我真正的恢复了自由。由于杨虎、戴笠远在重庆，这才让我水波不兴，悠哉游哉的在上海沦陷区，渡过了两年多时光。”

陈华说：“两年多里平静的心里只有两件事，其一是抗战早日胜利。其二是戴笠翩然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