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51)

陈华回忆说：“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炮声响了。英国军队抵抗了十（七）天，英国军队就被东洋人扯了下来，香港失陷。”

陈回忆说：“一连几天，断水断电，东洋兵**掳掠，地痞流氓趁火打劫。香港一片大乱，陷入空前未有的大黑暗恐怖期间。”

陈华说：“我倒还镇静，却是也很忙碌。亲朋好友纷纷向我的住处逃，连杜月笙的太太姚谷香也在其内。为了避免东洋兵和地痞流氓的骚扰，我别出心裁的首创‘守望互助’。既没有起而反抗的勇气，又找不到刀枪棍棒之类的武器，我只好发动整条街的街坊邻居，把所有敲得响的东西统统找出来，脸盆、锅子、垃圾桶甚至杯盘碗盏。只要在街口守望的邻居一看到东洋人或地痞流氓要来了，大家就乒零乓啷的敲得震天价响。与此同时还不分男女老幼，拉开嗓门拼命的吼叫。我还订下规矩，随便喊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喊救命。”

陈华说：“我这个自力救济式的守望互助还真生了效，又敲又叫使得成群结队的东洋人、地痞流氓吓了一跳莫名其妙，纷纷一个转身拔腿就跑。香港沦陷之初黑暗恐怖，我们那一条街却价终保持平安无事，没有一个人受到任何损失。”

很有意思的是，陈华的所谓“守望互助”，在文强的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

“我搬回老连住家处当夜八时左右，地铺还未打开，忽闻同一条街对面胡同里，人声嘈杂，临街的铁栅门被轧得天摇地动，如此惊闹了的半个小时光景，同一条胡同里的居民们，群起敲着盆盆罐罐，凡属能敲响的东西都敲响了起来。而且惊动了邻近胡同的居民，盲目的敲打着各种响器，也盲目的大声呼唤，狂呼流氓打劫了，流氓杀人了……如此叫喊得人心惶惶，一直闹到天明，无人敢出门一步。”

按：陈华住在香港“弥敦道银洋台”，这所房子还是军统干部刘方雄为她租的，不知道是不是就在“老连住家处”的“同一条街对面胡同”。

此时，大概是由于连日来所受刺激过甚，连谋已几乎疯狂。文强回忆说：“老连咬牙切齿的在大发议论，好像他是很同情于流氓的胡作非为一样。”

当时连谋“拍着桌椅说”：“我身无分文，家无隔宿之粮，用不着怕，流氓不流氓，我的看法不以为然，他们无吃无穿，没有路可走，不打劫又怎样办。”

文强回忆说：“我一听老连的话，深为担忧，由于平日深知他有江湖义气，只要他认为值得同情的，说干就干，那怕是有生命之危，亦从不退缩。于是我不得不从歧路上唤醒他。”

当时，文强劝说道：“我们并不曾将外面闹事的情况弄明白，千万不要乱说乱动，目前处于英日两个殖民主义者交替的关键时刻，香港的流氓组织才有机可乘，他们的目的已失去了意义，不过只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捞一把，这明显是在日本占领军的刀口上在玩弄自己的头颅，我敢说是一种蠢动，是愚昧无知。希望你我对待这样的儿戏，只能避祸不能插手。”

文强回忆说：“我不曾料到老连竟会受到劝告而感动得流泪，并暴露出连日来铤而走险的一套想法。如果不是及时唤醒他，几乎就要开门冲出去站在流氓的一边，还以为自己是要爱国的义举。”

最终，这种混乱局面，因日本人的杀戮而得以结束，文强回忆说：

“最混乱的第五天早晨，我们所住的一条街，忽然鸦雀无声，沉闷得如同死城一样，从窗口玻璃透视到街心，开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忙着在沿街显目处贴出安民布告，接着在安民布告的后面公布了十条必杀令，其中对流氓抢劫、杀人放火，**妇女、破坏捣毁者一律枪杀不贷。安民布告和十杀令贴出后，宪兵头头还带着华文翻译临街演讲，接受居民的控告，检举流氓不法行为等等。”

文强说：“大致是日本宪兵贴出安民布告和宣布十杀令的次日上午九时光景，市面上已经有稀稀落落的人群在马路上走动，妇女儿童们也敢抛头露面了，商贩店家也摆出了摊摊，一切都是在朝着正常秩序在恢复。一队日本宪兵押解一批十多个所谓流氓打劫中国贫民，两个宪兵夹着一名犯人，用绳索穿绑着，散开在我们所住的胡同对面大街靠着高墙的地方，大声叱喝，将犯人一个个排列示众，然后集体枪毙，应枪而倒。”

文强回忆说：“港督向日军投降的一周内，日本占领军宣布扫清了封锁海域的水雷，对渔船出海准许登记放行。老连认为是逃走的好机会，他坚决地反对经保安向内地陆路通过的放行路线。他所持的理由，认为陆路逃走的人多人杂，认识的人多，是很不安全的，难免不被日伪的奸细所发现。如由海上坐渔船偷渡到澳门，然后再转向内地，分做两步走，是万无一失的。我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办法。”

从此，文强与连谋一家就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足足走了两个月，才历尽千辛万苦地回到广西桂林。其间经历之曲折离奇，令连谋几度近乎精神崩溃，几乎像小说一样，非常好看。但因文强的回忆原文实在太长，就此打住，大家只要知道他们最终安然脱险即可。

这里重点讲讲两个女人此后的遭遇。

第一个是陈华。

此时，姚玉兰在香港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走了，而她的撤离，即得益于陈华，章君榖说：

“姚玉兰之成行另有一功，那是因为陈华欣然发现她可以指挥得动洪门中人，由于杨虎在广东从事革命甚久，他又是中国海员的领袖，杨夫人的招牌亮出，居然到处顺利无阻。在香港的洪门头脑为杜、杨两夫人谋到了奇货可居的日本军民政部发给‘还乡证’，两位贵夫人化妆为广东乡间女子，蓬头垢面，粗衣粗服，姚玉兰化名王陈氏，推说回一趟兴宁家乡，‘还乡证’明文规定，三日之后不回香港，抓到了便要‘军法从事’。”

章君榖说：“两位夫人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通过关卡，踏上广东省境，她们沿东江西上，一路吃的苦头，和遇见形形色色的怪事罄竹难书，幸好平安无事抵达桂林，而在阴历大年初三那天抵达重庆。”

章君榖说得不完全对——陈华并没有走，依然留在香港——而且还落到了日本人手中。这样，陈华就成为香港沦陷之后、唯一被捕的“军统干部”。

陈华回忆说：“香港局势渐渐的平静下来，我想尽办法把姚谷香她们一一送走。正在喘一口气，准备休息几天，再出去会会朋友、搓搓麻将。忽一日，东洋宪兵找上门来。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一声：‘你是陈华？’”

陈回答说：“不错！”

陈回忆说“两名东洋宪兵恶狠狠的上前，抓紧我的胳臂，把我抓得好痛。我知道高声喊叫没有用了，只好故作镇定的跟他们说：‘我是一个女人，你们有刀有枪，我跑不了，何不让我自己走！’生平第一次，坐上一路鬼哭神号开道的囚车，我被押进了香港日本宪兵队。”

接下来是四问四答：

——“你是不是蓝衣社的人？”

“我不是。”

——“蓝衣社有多少人在香港？”

“我不知道。”

——“你认不认识蓝衣社的人？”

“我只认得一个。”

——“谁？”

“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