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47)

文强回忆说：“记得我抵港与王新衡等人见面时，我则密告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将有南进异动的事情发生，袰hong王对这一问题有无感触，他沉思而后疑信参半地说，卦是难算准的，有备无患是应该的。但英美诸强对日本的注意力，十九是中国大陆而不是上海……这位深谋远虑的人，与我谈得并无结论而散。”

文回忆说：“以后我又找到张冠夫谈过，他对我所谈的全不感兴趣，似乎我所说的日本南进之图，有如痴人说梦。可是他一听我谈到汪精卫的报上有陈恭澍所写的《蓝衣社内幕》一文，以及陈揭发了戴老板与情妇的阴暗面时，他特别关切而感兴趣。”

前面说过，张冠夫与戴笠是亲戚，当然更关心的戴的私事，于是张建议说：

“星期三有班机飞渝，老哥好不容易带出的报纸，请交我密封送渝，交老板亲收，决不会有误。”

文回忆说：“我考虑到由我带渝，不如交他争取时间先送渝为妥。通过这件事，可看出张先生对戴的家事（指对其阴暗面的家事）犹重于国事之一斑了。”

文强说：“连谋不知是与郭斌交换过意见呢，还是出自他自己的心裁，他竟坚决的主张我不必赶星期三的班机，多住两天赶星期五的班机并不为迟。做几套呢毛料子的中山服到渝去穿穿，保证有一家服装公司是他的同乡人所开，限日期交货，决不会食言。”

文回忆说：“我听了他的话更促成我做好衣服的念头，两人便同到服装店选好了料子，为自己订制了三套，又赠与老连不必限时间完成的一套。这就是我总共在港只停留四天的如意算盘，何曾料到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谁也逃不出命运之神的作弄。”

文强说：“星期四的晚间，我邀老连一道取回订制的衣服，只留下赠送的一套推迟完成，因为他与我已商量好，毛遂自荐尚须老板批准，只好暂留港静候佳音。当然，这位失宠倒霉的人，压根儿也未想到会飞来横祸与我同一命运。”

这天是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

按：文强在上述回忆中连续说到了几次“星期三”、“星期五”，但对照日历看是不对的，应该是时间长了，记岔了。

“倒霉的人”还不止老连，有人比他更倒霉——这个人，就是女“童军”杨惠敏。

淞沪抗战中的“渡河献旗”之后，杨惠敏一夜成名，并作为中国青年的代表到美国出席“世界青年和平第二届大会”，从此开始“周游世界”。据杨自述，她曾经“谒见”过的政要，有罗斯福、希特勒、荷兰女王、甘地、尼赫鲁等人。

1939年6月，杨惠敏归国，她回忆说：“不幸的是，当我取道印度经缅甸回到昆明折返大后方重庆时，刚好希特勒发动了欧战，这时欧亚两洲都在战争的火中燃烧，烧热了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内心。”

回到国内，与杨惠敏打交道的，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她回忆说：

“我回到大后方的战时陪都重庆以后，因为人地生疏，竟无栖身之所，一切食住都发生问题,最后还是承马夫人沈慧莲女士帮忙照顿，我就住在她的家里。”

一到重庆，杨惠敏就去见宋美龄，她回忆说：“我并且晋见了蒋夫人，她对我的欧美之行，不厌其详的一一垂询，我老老实实的把所见所闻和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形，向夫人报告。蒋夫人——这位伟大仁慈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最高领袖，她叫我好好的读书，她说：‘像你这么勇敢的年轻女孩子，应该好好念书，革命救国是需要学问的。’蒋夫人毫无犹豫的写了一张名片，介绍我去看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我就在陈部长安排下，进入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

杨回忆说：“从我在汉口第一次晋见蒋夫人，以后直到我去香港，我一共拜谒过蒋夫人四次，记得在重庆第二次蒋夫人召见我时，她叫我加入国民党，我毫不考虑的遵照她的指示做了国民党员。当时是由马超俊和吴开先先生两人负责介绍，马超俊先生就是沈慧莲女士的夫婿，抗战胜利后荣任南京市长，吴开先先生后来投任上海市社会局长。”

为杨惠敏安排工作的，是孔祥熙，杨回忆说：“孔先生待我也实在太好了，记得当我环游欧美回到重庆时，孔先生便安置我在财政部直接税处担任一个名义职，月薪法币五百元，使我不愁生活。今天孔老先生虽已作古，但对我来说，感恩报德已是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我真不知该如何感激他的爱护和栽培。”

杨特意说：“同一期间，军统局局长戴笠将军特别召见我。”

回到国内，杨惠敏又恢复了在“童军”组织的“服务”，她回忆说：

“这时，刚好赶上重庆大轰炸期间，敌机在这山城的上空，目空一切的乱飞，乱投烧夷弹，到处发生火警，市民张惶失措，天天躲警报。这时，上海童军在重庆结合成为大后方服务队，继续为抗战服务。因此，我们服务的机会又来了，我们在社会部副部长谷正纲先生的安排下，在社会部担任灾民的救护工作。”

此时，杨惠敏还在中央大学旁听，她回忆说：“做旁听生因为没有学籍，同时由于我太好动，入校旁听仅只三个月，恰好到了暑假，我便正式考取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该校是在重庆市郊的乐山，我很用功的攻读了一学年。”

这时，幸运之神再一次降临到杨惠敏头上，她回忆说：“在中央艺专肄业一年刚好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李国钦先生的来信，他叫我马上动程到美国去，来信说他已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奖学金，一切都已弄妥，只等我去办理入学手续。”

按：李国钦是美籍华裔工商业巨子，首先开发了中国的钨矿。在杨惠敏赴美出席“世界青年和平第二届大会”时，认识了李国钦。

杨惠敏说：“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直到如今，我还感激这位重义气好心肠的湖南籍旅美华侨的仁慈和关怀。不过，由于赴美旅费无着，差不多接信后一个星期之久，我日夜都在发愁，心里非常难过。我终于冒着不怕失望的侥幸心理，在走投无路时，我去拜见孔祥熙先生，他是我国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我想他定能为我设法。”

杨回忆说：“想不到孔先生是多么热心的提携后进，在他一番诚恳的慰勉下，他鼓励我力争上游，并慷慨的赠给我三千元美金的支票。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数目。有了钱，一切好办事，于是我便收拾简单的行囊，走上去香港的旅途了！”

杨说：“当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去的前夕，我又晋见蒋夫人，一方面向她辞行，另一方面请她指示如何做一个留学生。蒋夫人对我到美国去留学深造，非常高兴，她不但鼓励我好好读书，而且告诉我许多关于做人做事的宝贵教训，她说：‘凡事应三思而行’，这句话，几乎影响了我大半生。”

杨惠敏回忆说：“当我平安到达香港，等候船期，准备乘风破浪镀金而去，但千万没料到命运之神竟作弄着我，我居然会早不到迟不来，碰上珍珠港事变的突然爆发，这时正是民国卅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

文强回忆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我已整装待发。忽然听到一阵机声飞过，随即出现了震天动地的轰炸声，一位老朋友的眷属抱头痛哭来到我的房间，要我查明发生了什么不测的事。我从旅邸窗户中窥探，分明看到港督政府指挥下的一队雇佣印度兵，正荷枪实弹开向机场，满街人声嘈杂，有的说是防空演习，有的说日本鬼子自九龙登陆，启德机场遭到日军的偷袭和日本海空军的轰击；……人群乱窜，狂呼大难临头……我所朝夕担心的，也是疑信参半的不幸事实，终于降临了。”

同一天，上海日军武装进入公共租界，此举，急煞了一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