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46)

文强回忆说：“当我抵港登岸前，来了一批入境检查的海关和巡捕们，翻箱倒匣仔细地查了行李和搜了身，将我身藏的那份汉奸报纸抄了出来。可怜这批人，他们并不知我要保存的献礼用心何在，而是根据香港政府所颁布的一条禁令，‘凡上海日伪发行的报纸刊物，一律严禁入港，违禁者没收。’经过一番交涉，示意本人将到渝述职，私人保存的报刊等物应请发还。”

文强说:“真没有想到钱可通神，其中一个检查人员，向我打量一番，然后靠近我的身边说，请多少给点酒资啊！于是提醒我随手掏出拾元法币，检查人员道谢含笑而走。”

文回忆说：“我到香港第一件要办的事，是去找重庆驻港的军统局负责头头们。这时的香港区区长是王新衡少将，他出头露面的掩护名义是西南运输局的运输科长，曾是苏联中山大学留过学的高材生，也是邓文仪和戴笠手下的双料红人，为人和善多谋，气宇轩昂，长得白皙而儒雅，绰号叫洋娃娃，与我是有一定交情的朋友。我们从电话中联系上了，他表示热情欢迎我，而且匆匆忙忙的赶来旅邸相晤。”

文强回忆说：“王欢迎我立即搬上半山招待所暂住，我一切按他的安排办理。招待所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军统人员，都是我的学生晚辈，从他们的口中，了解了有关华南及泰缅越等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军统局专管外汇调拨的张冠夫先生，另外两位福建籍的黄埔同学连谋、郭斌也在招待所中与我会了面。”

——此时的连谋，落魄到家了。

前面说过，连谋是“老同志”了，一手建立起了特务处厦门直属组（以后扩大为闽南站），后被派到武汉警备司令部，做公开工作。

1936年初，特务处杭训班一度被归并到康泽的庐山“星子训练班”，当时带队过去的是谢力公、汪祖华和连谋，其中谢负责教务，汪管政训，连则担任学生队队长。

前面说过，因康泽到班来“点名”时，发现花名册上有“成吉思”等莫名其妙的名字，认为特务处在欺骗他，大发脾气，将谢力公等痛骂一顿。此事，康泽也曾在回忆录中提及，那是1936年2月的事。康说：

“……原戴笠所办杭州特务警员训练班独立中队的队长，仍由原来的连谋（黄埔四期）继续担任。这一个独立中队，当时驻在海会寺新营房左侧的一个独立的庙子里，距班本部约有二华里，有百余人。我曾到该队视察一周后，到讲堂上去点名。点完以后，我发觉送给我点名的名册是假名册，我虽点了名，但不知道他们的真姓名，我当时感到不快。”

一怒之下，康泽将这个班轰走了，他说：“我考虑到，这个队附属在特别训练班里没有必要，不如把它划出来。我即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请将该队归回杭州单独办理。蒋介石覆电照准。这一个中队大概是在十一月即开回杭州去了。”

离开庐山以后，连谋又被戴笠派到南京“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当学生队队长，与军校四期同学、训练班政治指导员文强成为“搭档”。

某次，因某项人事安排，连谋与戴笠争执起来，戴怒不可遏，批示对连谋“永不叙用”。

饭碗砸掉，连无奈之下，携眷到新加坡从事农垦。因日军“南进”，新加坡也待不住了，只好回国。

对此，文强说：“连谋是军统局开创以来的老资格，是黄埔第四期毕业，既是军统局名将训练班中的老队长，也是在最先建立站组中的功臣，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失宠于戴老板，潦倒了好几年，带着一家人到新加坡从事过开垦。他在华侨中的活动，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注意，被驱逐出境，来到香港一筹莫展。”

文强说：“与我一见面，（连谋）便倾诉了许多苦况，急欲藉我回渝之便，恢复与军统之间的组织关系，那怕就是居我之下，能置他做过（个）缉私团长，也认为是千载一时之机。”

相比之下，郭斌则是春风得意，这位军统局的总务工作专家，自从在1938年底、陪着戴老板险过剃头地逃出即将沦陷的武汉之后，即被派到香港，公开身份是“客来门”酒店的老板。文强说：

“郭斌是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的同学，一直是在戴老板身边办理总务工作，在香港经营了一家喀莱门酒店，是顶过来的白俄财产。”

按：文强在这里说得不对，客来门酒店原本是英国人的产业。

文回忆说：“这位得宠于戴老板的骄子，与我一见面，便欢迎我搬到他所经营的酒店去住，理由是酒店开设在九龙，距启德飞机场近。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很快就搬了家。他向我还提出一项建议，谓返渝就任新职，最好是做几套毛料子的中山服穿穿，不必急急忙忙的购星期三的飞机票走，保证乘星期五的班机成行，公私两便，几套衣服多给点工资，是万无一失的。这位热心肠的朋友，是多么难得。”

从文强的回忆看，他应该是1941年12月1日（星期一）左右到达香港的。

文强回忆说；“接着他（指郭斌）为我道出了维护戴老板脱险立功得赏的故事，他并不是为了夸耀什么，而是说他急中生智，机灵得同鬼一样。他谈得眉飞色舞，救老板脱险于神鬼不知神色不惊之中。”

郭斌所说的，就是前述1941年6月9日，戴笠在香港被扣押一事。

郭斌对文强介绍说：“老板知英国人的小器多疑，目中存在看不起中国人的癖性，本来抗日救国的军国大事，英国人在利害上应该是与中国人同一命运的，可是在英国人的面前是说不通的，老板在港布置了一处秘密电台，是为了针对侦察日伪的动态而设，英国殖民政府则疑神疑鬼，一发现这部电台的活动，便视为眼中钉，用尽了心机也破获不了。”

郭斌说：“兼之老板在港的情妇，因感情破裂向港方告密，连老板来港的行踪和照片，也落在港捕之手。只等其来港下飞机时，便密捕下狱。这么一来，不但可勒索一笔巨款，反过来还可敲诈某情妇的一笔所谓酬劳金，一石二鸟，早已计划有定，老板本人却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文强追述说：“郭自称接老板密电，照例驱车到机场接护。谁料到老板刚出舷梯一露面，便被便衣港捕即对照像片无讹的拘捕起来。戴与郭已在机场人群中打了照面，心知郭已来接，但又唯恐其声张，若两人同时被捕，则隐姓埋名秘密飞港之戴笠就会不知去向。”

文强说：“在千钧一发之时，郭君真可谓机灵之至，他一见老板被捕不妙，便以眉语示意，有部下在必能得救。于是从容不迫的驾驶自备车，尾随警车而行，将老板被捕的经过及关押何处等情，探查一清二楚，急电向局本部报告。”

文回忆说：“这一惊人擅捕中国大员的消息，成为外交界的奇谈。经过宋子文院长出面，致电香港总督，及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的通知，港督才慌了手脚，亲自道歉赔罪，将戴笠释放回渝。郭君得重赏，戴老板在扩大纪念周会上，又大大的表扬他一番。”

与文强几乎同时住进客来门酒店的，还有前面说过的、几乎在空袭中丧生的陆乃诚，后来，陆回忆说：

“到香港暂住‘客来门’酒店（英国人卖给我方经营），第二天送我到玛丽医院。过了两天，有英国医生带香港医学院学生二十多人来，有外国学生、南洋学生、广东学生，其中只有天津人王之桐能说国语。我哑吧，用书面沟通，王之桐说大夫正研究诊断中。”

按：香港玛丽医院建成于1937年4月，当年号称远东最大的医院。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陆乃诚住进玛丽医院的同时，作家萧红因患肺炎，亦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