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44)
陈恭澍说：“根据事后的了解，也就是我从‘七十六号’出来以后多方探听，以及当面询问《国民新闻》社长黄敬斋的结果，再回忆当时的情景，大致上不外乎是这样的：用我的名义出一本书，意在断绝我的归路这件事，是否出于李士群的授意，还是傅也文和万里浪他二人的策划，已无从判定。不过，也只有他们三个人，才会有这个馊主意。总之，这完全是一种特务工作的手段，将毫无问题。”
问题在于，用以构成《蓝衣社内幕》一书的有关材料，是哪里来的，与陈恭澍有没有关系，对此，陈是这样解释的：
“有一段时间，万里浪这小子常到我们这间夹壁小屋里来穷磨，东一句、西一句，也摸不透他在玩什么花样，可是一坐就是老半天。因为这间小屋的光线大暗，偶而也拉我们几个人一同到外间大客厅去透透空气。楼上的傅也文有时也下来凑热闹，天南地北，胡扯一通。如果遇到客厅有人，索性就让我们到楼上傅也文的办公室去坐一会。”
陈恭澍回忆说：“每逢聊开了头，万里浪最感得意的就是如何执行行动案件打汉奸了。傅也文也就故作痴呆的问这问那，好像蛮有兴趣的样子。就这样从华北到华南，一椿连一桩的、你一段我一段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前前后后几次下来，不知不觉的为这本《蓝衣社内幕》提供了数据。”
陈回忆说：“在当时，其他的人如何想法我未加留意，而我个人还自作聪明的认为他们是在变相的问口供﹔绝没有想到他们会添加佐料，竟尔调制成一本小册子，冠上我的名字为作者，就这样出版了《蓝衣社内幕》。实际上，这与出版事业无关，应该算是特务工作中的又一章。”
上述说法，马马虎虎可以算一种解释，即书稿并非由陈恭澍执笔，但“数据”却是由他、在“胡扯”中提供的。
不过，精明如陈恭澍者，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再者说，在“胡扯”中“泄露工作机密”，与在严刑拷打之下、或醇酒妇人之下“招供”，有本质区别吗？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陈恭澍还提供了证据：
“民国三十二年间，我和《国民新闻》社长黄敬斋打交道、做朋友，由他费了不少功夫，总算寻出‘原稿’一束，交给了我。这些‘原稿’是一卷一卷的，虽已污染，但仍可辨识。”
黄敬斋其人，在此略微补充几句，顺便说说所谓“cc系”的起源，因黄与李士群、袁殊，原本都是“cc系”重要外围组织“干社”的干部。
我们知道，“cc系”与“黄埔系”，是蒋介石身边的两大派系，前者集中了一批“党棍”，以控制党务、发展文教、渗透政府为主；后者则多是军人，主要在部队中发展势力（渗透警政和其他公开机关是后来的事情，纯属戴笠借势“越位”）。
在二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cc系”更像一个“传说”，就连公认的“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坚决否认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说：
“我兄弟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从来不向同志讲私话，要这个麻烦包袱干什么？假使瞒了领袖去搞小组织，不在组织内的同志，能这样听话吗？”
这当然是官话，不过，陈立夫还另外说过一番话，倒值得考究：
“抗战还没开始时，×××煽动一般青年人，说我们政府太软弱不敢抗日……在这个时候，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拉走。”
陈立夫说：“‘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照理说党里是不可以搞小组织的，所以人家说我们是什么‘cc系’，都毫无事实的，若然我们早被本党所惩罚了。此番的两小组织都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大约是二十四年开始的，到了二十六年抗战一开始，青年们心都归向我们，我们的任务已经达成，因此，蒋委员长在汉口把这两个小组织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后就组织青年团，这批人都改归到青年团了。这是一种政治运用。人家说我们搞小组织，其实都是奉命行事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cc系”与“黄埔系”完全是一对“孪生兄弟”，连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都差不多，只不过一个习文，一个尚武。
首先，二者各有一个核心的“小组织”（即顶层组织），“cc系”的叫“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黄埔系”的就是力行社，简称“力社”。
与力行社一样，“青白团”也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组织，在其外围，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相当于力行社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后取消）。
最外面的一层“皮”，是各种各样的组织，二者都搞了很多。在力行社名下，以“复兴社”最为出名，其他的，还有“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中国文化学会”，等等，还办了很多出版物。
“青白团”系统的最外层，也有很多组织，但分为两类，一类叫“活动集社”，另一类叫“外围团体”，其中前者是秘密的，后者是公开的。
在“活动集社”中，有几个比较重要，如设在上海的“干社”，活动于平津等地的“诚社”等。
——除了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以外，“干社”是“cc系”当中最像特务处的一个组织了。
“干社”的社长是前面说过的吴醒亚，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副社长是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社长之下设干事长，由丁默邨担任。
在干事长手下，有一个办事班子，分为三个组。其一是文书组，主任干事即黄敬斋。黄自述说：
“黄原为cc系搞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本部光明出版部的总干事兼《吋代青年》周刊的主编。cc系抢占中国公学之后，黄又兼任以朱应鹏为总务长的总务处庶务科长兼图书馆主任。1932年初，光明出版部及中国公学均毁于炮火，黄离沪赴浙江余杭，任该县的土地清丈处的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冯世范兼）。”
按：朱应鹏是名画家，曾在《申报》当编辑。其父应德闳在北京政府期间任江苏省民政长，《申报》正是在此期间，由应德闳联合张謇、史量才等购入的，并由史负责经营，从此史量才走上“报阀”之路。
冯世范毕业于东南大学商科（今上海财经大学）。1928年，冯参加朱家骅（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主办的浙江省第一届县长考试，以第一名被“试署”为淳安县县长，当时才25岁。两年后冯转任余杭县县长。
黄敬斋回忆说：“1933年初，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邱玄武为创设在陕西西安的直属报《西京日报》社社长，邱邀请黄担任该报的总编辑。
按：“邱玄武”当为“邱元武”之误。1933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天津《民国日报》迁至西安，改名《西京日报》，以邱元武为社长兼发行人。后邱被暗杀。
黄回忆说：“当黄在沪治装，准备首途西安之际，昔日《时代青年》周刊的固定读者、朱应鹏领导的青运组复旦大学细胞分子陈保泰，奉吴醒亚之命访黄，要黄去吴的公馆面见吴。”
按：“细胞分子”是中统的惯用说法，与军统的“运用人员”基本是一个意思。陈保泰后曾任高雄市“市长”，他的前任中，就包括连谋和曾与周伟龙打赌戒烟的刘翔。
黄敬斋回忆说：“吴十分亲切地接待了黄，说他很了解黄当年主编《时代青年》时是很用过心力的，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随后吴问黄现在在干什么工作，黄据实向吴汇报了将去西安的事。”